徐怀启一个热心逻辑学教学与普及的逻辑学家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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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师大-cys4824

徐怀启：一个热心于逻辑学的教学与普及的逻辑学家

徐怀启小传

徐怀启（1905 –1980），安徽含山人，我国著名的基督教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1927年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哲学系，获文学士学位。1927年至1929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学习。193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和圣公会神学院学习，获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受聘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从教，1943年起为教授。1952年9月起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先后开设过形式逻辑、欧洲哲学史、基督教史等课程，代表性著作为《古代基督教史》。曾担任上海逻辑学会顾问、《辞海》编委会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职。

做一个得着生命的、爱光的、看见真理的人。

人只有在默默无闻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做点学问。

——徐怀启

徐怀启先生生前的最后工作岗位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研室教授。他是在1980年春节的前夕，即2月4日，因病突然去世的，享年75岁。他多年来患有高血压及坐骨神经关节炎等老年人的疾病，一年前却还兴致勃勃地远赴昆明参加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作为基督教史的专家，与季羡林、任继愈、丁光训、赵复三等130余位学者谋划成立中国宗教学会，振兴“文革”后的中国宗教学研究，回沪后又忙碌于招收基督教史研究生之事，劳累加上体弱，终于病倒而不幸逝世，他平生丰厚的积累就此失传。

一位心里带着遗憾又孜孜以求的老先生默默地走了。有77级学生日后生动地回忆当年的情景：1978年初春，政教系为恢复高考后进校的第一届大学生配备了几个最好的老师来上课，都是著名的大学者，“有一个现在提起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基督教研究的权威徐怀启先生。他是中国老一代学者中很少几个精通拉丁文的。……记忆之中，依稀残存的，他只是一个穿着中式棉袄的老人，瞿瘦，疲惫，不拘言笑，时时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陌生的英文和古希腊文，让我们感觉敬畏。课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学生提问。过了一两年，就听说老先生去世了。他离开人世之前，想必很寂寞。”（许纪霖：“我的精神摇篮——回忆大学年代”）。

一、一个从洋学堂里出来的博学的基督徒学者

徐怀启是在基督教教会兴办的几所学堂里成长的，长期受到西学的熏陶，但他骨子里仍保持着中国传统的、习惯穿“中式棉袄”的、为社会多做事少说话的士人风度。他原名徐应长，籍贯是安徽省含山县运漕镇。该镇在长江的北岸，处于芜湖与巢湖之间，历史悠久，但经济落后，民众生活困苦。徐先生生于1905年，幼小时当小店员的父亲便去世了，由母亲把他艰辛带大。那时，西方基督教的重要教派美国圣公会正在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传教，而他的母亲就是一个热心的传教人员。美国圣公会历来重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诸如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武昌的华中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都由它创立。在这样的环境中，徐先生从小就受到该教会的教育和经济资助，在家乡及芜湖等地的教会学校里读完了小学与中学，学费和膳费一般都是免除的。

1924年9月，徐先生沿着长江西行来到武昌，就读于教会主办的华中大学哲学系。学费是免的，膳费与日常生活用费均有补贴。那一年，华中大学刚由原来的文华书院等学校组建而成，开始了3年的试办期。新生仅有34名，都来自长江沿岸由美国圣公会资助的教会中学。学校的强项是神学、图书馆学、师范等。当时的教务长、后出任首任校长的是韦卓民。韦先生曾在哈佛大学、伦敦大学等处攻读哲学，回国后在华中大学讲授哲学、逻辑等课程，通晓英、法、拉丁等语言，著有《亚里士多德逻辑》、《形式逻辑纲要》等书，并翻译了康德的几部艰深的著作，被后人称誉为“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爱国基督教徒”。徐怀启认为自己是一个“喜欢思考”、“喜欢理论”、“喜欢研究”的人，他很可能在大学求学期间就受到了韦卓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后由于北伐军在1926年10月攻克武昌，1927年又不断出现反帝浪潮，华中大学在5月暂时关闭了。但徐先生还是拿到了文学士的学位，并又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

圣约翰大学也是由美国圣公会在书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上海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学府，并有“东方的哈佛”之美称。徐怀启在其神学院从1927年到1929年学习了两年，学费和膳费仍是免除的，一般的生活费则先向教会借，以后再归还。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是“光与真理”，这给徐怀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晚年写的著作《古代基督教史》中曾经很逻辑地分析过生命、光、真理这类基督教神学的基本概念。徐先生很有兴趣地讨论了《新约》中“约翰福音”开篇的几句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认为与黑暗相对的“光明”这个概念来自波斯宗教的影响，但这里不是简单地指日月星辰的光，而“真理”取之于希腊的哲学思想，但也不是那作为人的理性的对象的真理，它们都是“道”的启示作用的表现。他很可能认为，一个人既要追求现代的科学知识之“光”，不为愚昧所蒙蔽，又要追求基督的宗教信仰之“真理”，“做一个得着生命的、爱光的、看见真理的人”（《古代基督教史》）。徐先生在其余生中，既作为一个学者研究、讲授理性的欧洲古典哲学与逻辑，又作为一个基督徒研究、讲授基督教历史与神学，知识理性和宗教信仰在他身上看来并不矛盾。

1929年的夏天，徐先生在读了两个大学之后先去了芜湖的一所教会中学即广益中学，当了3年的教员。广益中学的前身是圣雅阁中学，其实也就是他读中学的母校。这应该是当地比较有名气的学校，中共领导人王稼祥、李克农都曾是它的学生。之后他又到南京中央神学院当了5年的教员。教学的内容仍是他心目中的“光”与“真理”两个方面。1937年9月，在教会的安排与资助下，徐先生去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哲学系及圣公会神学院留学，历时3年，获得了哲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哈佛的哲学系是一个历史名系，哲学的风格总体上属于分析哲学的传统，但也很重视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每学年都会开设有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古典哲学家的课程。徐怀启当时师从哈里·沃尔夫森教授研究中世纪哲学。沃尔夫森是美国研究犹太教的专家，也是研究斯宾诺莎哲学的权威，1974年去世。另一个有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是奎因，他当时正在哲学系任教。徐先生曾经说自己的特长是“欧洲古典哲学”（包括古典逻辑），显然也深深受到哈佛哲学系的影响，但他从不喜欢炫耀自己的哈佛身份。同时，由于古典哲学和神学对语言的掌握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徐先生在此环境中对外国语言的使用也越来越得心应手。英语自是非常熟练；他自认为次一等掌握的是德文和法文，能阅读黑格尔、康德的德文著作，也能阅读马利坦的法文著作；再次一等的是希腊文和拉丁文，能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著作，也能阅读圣托马斯的拉丁文著作。解放后，他还学习过俄文。也就是说，除了母语，他至少掌握、了解6种外语。难怪有学者会感叹，“那样博学的神学家，现在再没有了。”

1940年夏天徐怀启学成归国，受聘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一直在那里工作到1952年9月学校被裁撤之时为止。期间，1943年他将近40岁时任教授，兼学校的副牧师（1949年时转为正牧师）主持学校的宗教活动，短暂地担任过学校的训导长，上海解放以后从1949年9月开始还担任了3年的校政务委员会委员，参与学校的行政领导工作。从历史发展来看，圣约翰大学教员的一大来源是本校培养的留校毕业生以及归国留学生，他们都是学有所长的中国籍专家学者，逐步取代了原来的西籍教员，甚至担当了学校重要的行政职务。1951年至1952年期间，徐先生还当选为长宁区人民代表。常有学者的回忆佐证了徐怀启在圣约翰的大致经历。例如，1949年毕业于圣约翰的汝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研究）回忆道：“我原来不是学哲学的，也不是学美学的。解放前，我在圣约翰大学学习。那里根本没有美学课，哲学跟神学搞在一起。哲学神学系只有一两个学生，教授比学生还多。开始是修选的，当时教会学校要求选修一门跟宗教有关的学科，我选了‘哲学与宗教’。谁讲的呢？有一位老学者叫徐怀启，他本人是一位留美学者，一位牧师，研究神学的。解放后他在上海教哲学史，教外国哲学。徐怀启讲哲学与宗教课，我在大学的全部哲学课只上了这一门”（“在哲学与美学之间——汝信研究员访谈”），“徐怀启先生讲的‘哲学与宗教’课程，就是我在大学时期所受的全部正规的哲学训练了”（《汝信文集》自序）。说实在的，徐先生那时仅40多岁，应该还不算“老”，而且也许是他精神上比较得意的时期。不过，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中国社会总体上处在战乱、动荡、转型之中，一些知识分子即使有的欢愉往往也是与痛苦、紧张、不安交织在一起的。在经济上，徐先生也如同当时的许多教师一样需要在几所学校兼课，来回奔波以养家糊口。除了上课，他在基督教刊物“天风”上以“默厂”的笔名发表了10多篇文章，并由广学会在1950年出版了他有关学习圣经的译著《读经的伴导上集》。可以说，徐先生的前半生都是在国内外的洋学校中度过的，受到严格的专业训练，也有了扎实的教学研究能力，厚积而薄发，日后慢慢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有限地释放出他的学术能量。

二、一个热心于逻辑学的教学与普及的逻辑学家

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专业大调整。9月，经华东教育部决定，圣约翰大学被宣布裁撤，其教育系及理学院各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神学院被取消，它的学生转入南京的宗教学校。那时，华东师大也才成立1年之久。徐怀启先到教育系后到政治教育系工作，当他的逻辑学教授，历时28年。1955年5月华东师大开始进行工资级别的评定工作，将近1年才结束。根据校史资料记载，评出一、二级教授共26名，没有徐怀启的名字， 那末他应该在75名的三级教授之中，但他曾说自己是四级，工资218元。不管哪个级别，他是决不会计较的。在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之后，他欣慰地写下了自己“仍为人民教师”的感言。他已经很满足了，他所需要的是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去适应新的社会、新的工作环境。

院系调整后，政治教育在华东师大有了专修科，过了两年升格为本科。1955年冯契教授会同刘佛年、周抗、徐怀启、曾乐山等先生在政教系内组建了哲学教研室，从而有一批教师专门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以后的哲学系的建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徐先生也由此转到政教系工作。不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不可能再进行基督教的教学，而把兴趣放在了意识形态不怎么强烈的形式逻辑上。但形式逻辑（主要内容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和归纳法）在那时是一门受到贬低的学科，黑格尔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都批评过它，认为它只讲思维形式不讲思维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徐先生对此并不以为然，带领着两位青年教师何应灿和彭漪涟忙碌于在政教、中文、教育等系讲授形式逻辑。他对助教们有严格的要求，要他们制定自己在逻辑学方面的进修计划，听他的课并协助做辅导工作。日后也成为逻辑学专家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彭漪涟回忆说：“徐先生喜欢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讲抽象的形式逻辑。通过他的教学，我进一步理解了形式逻辑的学科性质。我个人作为解放后不久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学校里学了一点马列主义的哲学原理，最初听他的课，总觉得理论性不强，讲哲学道理不多，不够味。其实这正好表明我自己没有真正深刻理解形式逻辑是一门非哲学的学科，才导致了对徐先生讲课内容的误解。形式逻辑只是一门基础性的、工具性的学科。虽然它的一系列基本原理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但它本身不是哲学，不能在教学中掺杂过多的哲学原理。”

50年代中期起，在全国范围的逻辑学界内开展了一场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大讨论，周谷城，金岳霖等名家纷纷发表文章。上海的几个逻辑学专家，如徐怀启、徐孝通、傅季重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哲学学会下的逻辑学组，积极参与讨论，举办讲座，为普及、发展形式逻辑作出了贡献。那时，徐先生时常带他的两个助教去南昌路的科学会堂参加逻辑学组的讨论活动以开阔他们的眼界，他还不断到各机关和学校去讲授逻辑学的基础知识。为了节约开支，他往往是从华东师大步行到中山公园才乘公交车去宣讲。曾在上海空军第一文校师训班从事逻辑教学的沙青先生回忆说：“由徐先生的引荐，在1959年底至1961年初，我经常参加上海哲学学会逻辑组在科学会堂进行的学术讨论活动，服务员免费供应每人龙井茶一杯。徐先生穿着简朴，人颇精神，富有朝气。1960年冬师训班曾请他讲过一次逻辑中的‘证明’，随他来听课的有彭漪涟和何应灿。” 另外，徐先生在1957年创刊的杂志“学术月刊”（由上海社联主办）上陆续发表过至少6篇文章，其中2篇是关于逻辑的：“什么是论式的正确性？”（1959年第8期），和“亚里士多德论‘论证的原理’”（1962年第4期）。在前一篇中，徐先生表示自己最近阅读了不少有关逻辑问题争论的文章，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有关推论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大家对推论的正确性有不同的意见。他通过对简单直言三段论式第一格第一式的详尽分析，强调了正确性与真实性相关联的看法。在后一篇中，徐先生使用的基本理论资源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形而上学》和英国著名学者W·D·罗斯的1924年版英文著作《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通过严谨的分析论证，力图说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在其历史来源上不能简单地都归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这“还是一个问题”。徐先生的这两篇论文都涉及当时逻辑学的前沿问题，都写得很平和，表明他那时的思想很活跃，但为人低调，说话谦虚谨慎。正因为徐先生在逻辑学界德高望重，晚年时被邀担任上海逻辑学会的顾问。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