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治下的华西：小村庄，大社会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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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宝治下的华西：小村庄大社会

11年11月18日18:18 南方人物周刊

　　集体的华西，在“一分五统”之后，形成了华西中心村民-大华西村民-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层级结构。这些层级之间鲜有流动，他们就像一张底片的两面，相邻而居，极少交集

　　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江苏华西村

　　分层的村民

　　“华西中心村内，外出就读的大学生回村率是200%，他们不仅自己回来了，而且还会带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甚至带同学回来。”华西村宣传科赵开军自豪地说。

　　“回来有房子、车子，也不用找工作，我为什么要在外面？”今年6月刚刚从华侨大学毕业回村的赵龙贤说。和他同一年回村的李梅红之前就读徐州空军学院，“和身边同学唯一不同的，就是优越感。”

　　“如果去北上广，还要自己买房子车子，生活哪有华西好？”1988年出生的赵龙贤和同一年毕业的同学比，他回华西的优越感在于此。

　　不仅是出了华西村的年轻人愿意回来，出了国的“海龟”也毫不犹豫地回了华西。“我去英国读书两年，觉得英国人住的房子也没有华西大，车子也不见得比华西人开的好。”于是在国外学网络技术的赵成宁愿回到华西，到华西铜业的生产第一线做个工人。

　　这些从小在村子里长大的孩子，出村读书的时候就非常清楚“我是要回来的”。他们和父辈一样，言必称“老书记”。

　　尽管他们偶尔也会到20分钟车程之外的张家港聚餐唱K，到江阴或无锡买名牌，他们对吴仁宝的印象是：“小时候觉得老书记只是个爷爷，长大了看着华西这么好，就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年轻人如此，年长者更是认同华西的集体经济和吴仁宝的管理：“村里的旅行社每年组织我们出国旅游，我们到国外看看，美国还没我们华西好呢！”华西村316号住户朱荣根感叹。

　　中心村民手中都有一块“硬牌牌”，也就是他们的股金。尽管他们在华西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两三千，“但重要的是年底的奖金。”年底的奖金二八分成，20%发到村民手中，80%强制入股。

　　事实上，赵龙贤希望“入股的部分多一点，等于存在村里，村里帮我们去理财，存得多，收获得也多”。有他这样想法的还有79岁的朱荣根。“存在华西集体的户头上，又安全又稳定，比外面去存银行好多了。”

　　中心村民到华西本地的企业商铺消费，可以用“硬牌牌”直接刷卡，这种来自于集体的刷卡快意，伴随了华西多年。“买房买车都如此。”华西村最早是配额制的，车子房子都是统一发放到村民手中，“最初的一批车子只有十多辆，是捷达的。本世纪初，统一发了100辆白色赛欧。”至今依然能见到这样的小车穿梭在华西村，尽管村里购买的十多辆奔驰多半由吴家人占用。

　　随着集体资产的膨胀，渐渐地，华西村人脱离了消费配额的限制。他们有在外现金消费的自由，只是他们更愿意使用“硬牌牌”在华西村下的商铺消费：“有得刷卡，我为什么要到外地去买呢？”

　　随着华西村在江阴市区等附近地段的房地产开发，华西中心村的村民甚至可以用“硬牌牌”去江阴买房子。“只要你的股金够，你就可以买房买车，买多少也没人管你。”

　　上世纪60年代，邻村的农民都还住着土坯草房，需要自己赚钱，自己盖房子。而华西自1964年开始，“村里搞规划，拿出一块地统一为我们家家户户建盖了新瓦房，以旧房折价方式给村民。”第一次分房，家家户户都分到的平房，面积基本相同，在50平方米左右。

　　1976年，全国在自然灾害和政治风波中一片哀鸿，而华西村民则喜气洋洋地搬进了两层的排楼房。“按人口分配，每户楼上楼下2-4间房。”1988年开始，华西村民分年分批住进了价值不同的别墅住宅，价格在12-50万元不等。

　　现任村党委书记的吴协恩，他的住房是价值三四百万的华西村最豪华的別墅。这是2001年吴协恩领导的宝昌公司盈利为村企业最高之后，村里奖励给他的，“他家一个浴缸就要几万块钱”。

　　2000年后，“村里首次为村民提供13幢外型各异、价值在150万左右的豪华欧式別墅；2003年又添40幢类似別墅，价值170-200多万。这两次先入住的，大多数是村企业干部，尤其新分的40户都偏向现在正年轻的有经济实力的村庄干部。”

　　如今在龙东湖一带，1万套别墅正在火热建造中，这些别墅面向的人群是“大华西”村民以及村外人员，两者价格有所不同：大华西村民因“大华西”发展需要价格为52万一套，“大华西以外的人过来买，价格为300万-400万不等，是没有个人产权的。”

　　华西一村的田琴家，别墅刚刚整饬完毕，陈旧的桌椅搬到全新的别墅中显得寒碜。田琴家本属于华明村，她在向阳村的工厂上班，老公则在华西村联防队，并入华西村后，他们借钱买了这个房，装修了下，算是安定下来了。华西村每年每人发300斤大米，350块钱，“从并村后到现在已经发了几年了，但是去年突然没有了。”

　　田琴买下这套房子的时候是16万，“拆老房子抵了点，借了点，自己家里的积蓄都搭进去了，还是嫌贵的。现在已经是五十多万一套了。”他们家的老房子原本在龙西湖一带，那里如今成了华西最新的别墅区，因为面湖背山，算是华西村位置最好的房子了。“大部分中心村的干部住在那里。”

　　一幢位于田琴家别墅前的老房子，房门号上还写着旧地址“唐家基”。这是没钱买别墅的郭家。郭家两个儿子，大儿子搬进了新别墅，小儿子没钱买别墅。“按照拆迁政策，他们收回了大儿子的房子，等待二儿子搬走。”同时华西村将收回的同处一幢的大儿子旧房出租给了外来工，生活起居上的冲突于是就开始了。“这样就是逼着我们搬了，可是又没有钱买别墅啊！”

　　外来务工群体

　　从安徽到华西打工的陶业的一家十多口人，蜗居在华西村70年代建起的两层排楼里。25岁的陶业和父亲陶向军都在华西钢厂工作，每月2000元至3000不等的收入对这一家而言已经比老家的生活改善了许多。

　　这些打工者一般租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每月的租金从两三百到四五百不等，工作时间也是不分昼夜，很多是三班倒。相较而言，华西村的工人则只上白班。“一般本村的村民都是领导，厂长主任什么的。”

　　陶业一家都是被他的小叔带到华西来的。自称在华西已经打工十多年的小叔，其实也仅是华西村金塔宾馆内的前台服务员。他们一家的居住区与中心村民的别墅隔着一条长廊，但是在华西这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有与华西村民打过交道，“不认识华西村的人，也没有华西村的朋友。认识的都是打工的外地工人。”

　　在华西实验学校读初一的陶飞翔已经意识到与中心村学生的差异，“初一一个年级有8个班，其中四班和五班都是中心村的学生，其他班级有些是我们外地来的学生，有些是外村的学生。但教课的老师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种村民和外来打工者的差异，吴仁宝曾这样回答媒体：“可以这样说，待遇是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所谓一样的，我们工资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比本村工资高。为什么会高？因为他的水平高，他的技术能力比较强。我们这里要的工资，要靠勤劳、靠科学、靠水平才能得高工资。”

　　作为一名外来打工者，已经步入干部行列的华西村艺术团副团长王维桢告诉媒体：“反正老书记待我们是很好的，我们在这里住的是宾馆，那个幸福园里就跟别墅一样，敲钟的那个地方，就跟别墅是一样的。环境也很好，里面其实就是宾馆。我们其他人住在金塔。”

　　在老书记的眼中，2万多的大华西村村民，加上外来的3万多打工者，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大华西建设成为“新市村”，将华西变为一座城市，每个人都要为“华西大集体”添砖加瓦。

　　一位华西村研究者认为，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外来工还是愿意到华西打工，原因在于华西村有实力保证他们的收入。尽管他们和华西中心村人的比较差距很大，但是跟那些给私营企业打工的人比较，他们更加稳定。

　　所以，这位研究者的观点是，“你说华西被吴家族控制的时候，吴仁宝就说我们这么一个家族养活了四五万人，如果中国全部像我们这个样子，那中国也行了。那他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