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黄健豪谈2018台湾地方选举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黄健豪 2018台湾地方选举国民党台中市北屯区“议员”候选人

2018-11-23 08:30:38 来源：观察者网

2018台湾地方选举明日就要拉开帷幕，众多争议也将在明日揭晓。本次选举，国民党推出了不少年轻新人，期待为沉闷已久的台湾政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本文为观察者网“选举新势力”系列报道第六篇，受访人为2018台湾地方选举国民党台中市第八选区（北屯区）“议员候选人”黄健豪。

黄健豪，1988年6月出生，政治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法学硕士，台北市立大学社会暨公共事务学系法学士，。曾任台中一中学生会长、中国国民党青年团总团长、中国国民党中常委、连胜文竞选台北市长办公室青年发言人、詹启贤竞选国民党主席办公室发言人。

陈水扁时期，对政治有兴趣的年轻人都会选择蓝营

观察者网：请您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参加这次选举？

黄建豪：最主要是我觉得台湾在当下迎来了一个世代交替的时间点。其实台湾这几年政治圈的发展，人们对很多议题的看法，已经不再只是关乎“蓝绿”斗争，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价值在世代上的差异。比如说劳工的问题、幼儿教育问题，基本上都不属于传统的“蓝绿”范畴，而是年轻人在社会上怎么生存的问题。如果今天还是把这些政治权力交给上一代的长辈去帮你决定的话，其实不管换哪个政党，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世代的声音传递出来。

因为只有成为公职人员，才有政治权力，才有发声渠道，所以我希望能够投入公职选举，成为一席“议员”。刚好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这一次国民党的提名对于年轻人相对来说比较友善，有比较多的优惠和保障。

再加上我去年其实也参选过。在台湾选党代表的时候，即使在没有传统组织资源和地方派系资源的情况下，我依然拿到了这一区的最高票，我认为这是一个讯号，即多数民众的确希望政治上有新人出现，而且要是年轻人。所以，基于个人的理想，再加上客观环境等因素，我决定要回来参选台北市“议员”，我认为这次当选还是蛮有希望的。

观察者网：您之前的学习经历和“议员”工作有什么关联吗？

黄建豪：我念的是政大的政治研究所，大学时期有参与国民党青年团的运作。坦白讲，在政治圈我算是白手起家，我是从最基层的工读生开始，就是从摆椅子，帮候选人插旗子，发面纸这种事开始做的，后来选上青年团的团长，再后来参与了马英九的辅选以及台北市长连胜文的辅选，后来也在“经济部”待过一阵子。前两年我离开公家部门之后，转去民间创投的公司，期间认识了很多年轻人，他们想要创业，想要找到好机会，他们在政治圈需要真正的代言人，作为同辈人，我们应该互相砥砺、互相帮忙。

过去，“议员”的工作比较多的是是参与议题上的东西，比如说在帮胜文选市长的时候，谈的是一些“都更”（都市更新）议题，因为在基层选举里，一般民众没有明确的“蓝绿”“统独”意识，他们比较在意的是我的家乡要怎么发展。我在过去累积了一些市政经验，现在竞选“市议员”，那我谈的东西就不会只有比较高层的议题，而是可以回到地方上来谈。

观察者网：您为什么会代表国民党来参选，以及您和国民党之前有什么关联吗？

黄建豪：我们家本来属于所谓的“泛蓝”家庭，真正回溯起来可能是受我外公影响。外公是四川人，国民党空军老兵，他常常会跟我们分享他跟日军打仗的故事，所以我们家跟国民党还是有点感情的。

我对政治产生兴趣的时候是在高中，那时恰逢陈水扁执政，在那个贪污最严重、最执政不力的年代，当时的连战前往大陆的“和平之旅”，以及马英九当选党主席，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新偶像。当时对政治有兴趣的年轻人，我相信在选择阵营的时候一定会选择国民党，参加之后就对这个组织有了感情，虽然它经历了起起伏伏，但对这个党还是抱有期待的。很多人喜欢骂国民党无能，但是骂完之后下一步是什么呢？改变最快的方式就是自己参与，当你成为主事者，当你成为决策人之后，可以帮助这个政党慢慢改变。

观察者网：您家人对您这次参选是否支持，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黄建豪：我对政治的兴趣启蒙是从高中开始的，当时念台中一中当学生会长时，就对政治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热忱，后来考大学填志愿也都是选的公共行政、政治相关科系。但爸妈说如果我念他们预期的科系，他们会付学费，如果我坚持念政治相关科系，就要自己付学费，那个时候脾气硬，就说，好啊，就念了政治相关的科系。一路过来，爸妈的态度从反对慢慢转变为不表态，再到中立、观望，到这次选“议员”，他们已经在支持我了，当然这也是通过我一次次建立起的自己的专业性和成就去说服爸妈的。

其实，退伍的时候又挣扎了一次，因为在大家心中，毕业、退伍就意味着你是个大人了，父母希望我去考个公务员，日后发展成高阶文官，那时候还没有年金改革这个问题，他们会觉得公务员比较稳当，或是去找一份外商外资企业。最后，我还是决定参与投入政治工作，所以一退伍就去连胜文的团队帮忙辅选，后来经历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引导我往政治这条道路上走，今天出来选“市议员”，父母也是蛮支持的。

观察者网：您的选举经费是如何解决的？

黄建豪：选举就是选票跟钞票嘛，钱挺重要的。初选阶段主要是靠我自己出钱，对我来说选举是个梦想，我也把它视为一个创业。初期的资金都是自筹的，我是把股票基本都卖了，另外我还贷了一笔钱。为什么要贷这笔钱呢，因为我们初选要交给党部三十万新台币的初选作业费和二十万的保证金，另外还有五万块的登记作业费，这么算来至少有五十五万是被卡住的资金，因为现金流很重要，所以我就直接去贷款了。

接下来进入竞选阶段，当然需要靠各界募款。我前阵子有在脸书上发文筹款，十五分钟筹了两百块，其实就是台湾的那个发票，发票可以兑奖，我就兑到了两百块新台币。很多朋友在下面留言问什么时候开专户，这个申请要等相关单位核发下来。其实政治献金专户对我们新人来讲是挺重要的，除了自筹经费，剩下多数还是要靠大家募款。目前在花费上，我没办法像其他候选人那样是有预算的，只能拿多少花多少。其实打选战，我不可能去买票，所有钱最重要的是花在曝光跟文宣上面，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万一没有太多经费，我能够做的就是多走动，通过口碑宣传来打选战。

地方派系对台湾政治的影响一直都在

观察者网：听您介绍，您的学经历可能在台北着墨较多，那您为什么要选择来台中参选，而不是在台北选？

黄建豪：回台中参选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就是台中人，而且从小到大就住在这一区，我是高中毕业之后才去台北工作的。当然会有人提出质疑，你这样算不算“空降”？那就要谈一下“空降”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了。我从小到大在这边成长，我的爸爸妈妈和朋友也都在这里，我对这个地方是有感情的。我去台北只是去找个发展机会，我跟台中也并没有失去连接。我在台北待了十年，今天回到台中，一方面是希望把台北的经验带回来，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让台中变得更有发展性。

过去大家都讲台中的选举比较讲求地方的联结性，但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变化了。台中在过去这几年新进人口可能有两万多人，很多是从外县市过来工作的，其中选择定居在我这个选区的民众非常多，现在的人口结构跟传统的结构是不太一样的，台中市已经是一个正在往都市化程度发展的地方了，需要的是更多拥有不同想法、不同经验的人服务于它的城市发展。

观察者网：请您谈一下您参选的选区以及选区的一些特征，比如产业分布、人口结构等等相关方面的问题。

黄建豪：我参选的这个地区是台中市的北屯区，其实是一个比较晚发展起来的一个旧台中市的市区。北屯区有一条溪，以此为界，西边是传统的北屯市区，东边比较偏向郊区，有一个风景区，叫做大坑。所以，北屯兼具了住宅区、观光区和商业区。选区人口结构特性比较偏向中产阶级，以“军公教”（军人、公务员、教师）为主。过去在几次投票中，如果有新的候选人参选，他都会拿到选区的最高票。

另外，北屯区跟其他传统选区不一样的地方是，传统的选举方式是需要透过组织的联结，透过庙会，透过邻里乡亲你才有办法接触到选民；而北屯区太多的人住在大楼里面，像我小时候忙着上学，长大后忙着上班，假日就想跟家人朋友在一起，我不会去参与庙会，我也不会去参与地方人事办的餐会之类的活动，所以我在选举的时候，看的就是候选人的人格特质、政策政见以及过去的学习经历等等。所以我认为我适合在这里发展，因为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应该会把票投给一个比较背景比较相似的年轻人。

北屯区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有非常多的人口，大概30万人，而且还有很多年轻夫妇移居到这里。30万人口是什么概念？对台湾来讲，已经相当于一个城市的人口，像嘉义市和基隆市人口可能都不到30万。但是这个地方的公共幼儿园或是托育中心非常不足，像我今年30岁，接下来面临的就是结婚生小孩问题，如果不是这个年龄层的“议员”，对这个议题的感受不会这么深，目前还没有哪个“议员”来关注这个事情，但这正是市民非常在意的基础生活问题，所以北屯区需要一个像我这个年龄层的代表，为民众发声。

观察者网：请您谈一下台中“市议会”的一些基本概况，比如选区的“议员”分布、往届的基本盘等情况。

黄建豪：整个台中“市议会”目前是63席，这次会选65席，因为总人口增加，需要增加两席“议员”，一席会放在平地原住民的席次，另外一席还在协调中，要看各区哪里增加人口最多。北屯区成长了两万多人，理论上两万多人就是1席“议员”的空间，可是我们隔壁选区，传统的台中县选区潭雅神（就是潭子、大雅、神冈）三个行政区混在一起选，它成长的人口数就超过了北屯。另外，台中传统的市区里有一个选区也是并在一起，叫东区、南区，凑一起叫东南区，其人口合起来增加三万人以上，所以这一席会放在东南区或潭雅神选区。

至于选民结构，从跑选举过程看，还是有传统的市区和县区这种情怀在，就是说台中市看起来是一个单一的直辖市，但它在过去是有分台中市跟台中县的，这两种文化跟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传统台中市有8个区，基本上属于工商业和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地方，而传统台中县就是农业跟传统工业为主，所以人口的结构、商业、产业结构是截然不同的。传统市区因为有比较多的移民人口进来，所以对于新的候选人接受度比较高，而在传统的台中县，多数都是靠地方的家族、地方派系或是传统组织操作基层的选举。

台中市总共有17个选区，15个是依行政规划的一般选区，另外两个属于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在普通选区像我这样的新人，国民党就有5个新人出来选。而如果想在台中县区出线，剔除所谓的政二代、地方派系，素人参选得到提名的基本没有机会。越都市化的地方越有可能出现新人的空间，反之越传统、越基层越难有新人出线的机会。

观察者网：说到台中市选举涉及到的地方派系，很多人会讲2010年县市合并之后，派系基本上已经被打散掉了，那您觉得现在地方派系在台中地方选举到底还有没有影响力，或者扮演怎样的角色？

黄建豪：有人说2010年后地方派系被打散，我觉得并不全然是这样子。选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也有很多种选民。如果支持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选民是三成跟三成，那没有政党支持的人是四成，这四成是什么人？其实除了一般的中间选民，有很多我认为还是会受到地方派系影响的，只是这个影响力可能不会像过去那么大。

它之所以叫地方派系，就是因为它在那个地方生存很久，除了既有的事业体制、家族之间的联结，社团的联结都是很强烈的，所以你并不能说它就完全没有影响力了，而且它还会实质性地影响到选举的结果，尤其是当政党支持越接近的时候，不管他们有多少，都会成为关键少数，他们的选择直接决定了选举的结果。2010年那一次台中市长的选举，应该说在派系整合的问题，派系不出来投票不代表它不存在，而且很多时候是因为它不投票反而影响了选举结果，所以要从这样的角度看派系存在的价值。

观察者网：请您介绍一下您未来主要关心哪些领域的市政议题？

黄建豪：第一个是薪资问题。台中市的平均薪资跟平均起薪都是“六都”中最低的地方，台中市是台湾第二大人口城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对劲的状况，所以我会把重点放在调整产业结构，提升薪资上。调整产业结构听起来很大，像“中央”级别在做的事情，可是我认为现在这个年代很多事情已经扁平化了。再加上我过去在创投公司、“经济部”待过，我认为台中需要更多的创业空间，需要更多的创新来改善以往传统的产业结构。

像捷安特、85度C都是在台中起家的，现在很多AI、VR、AR产业的总部也都设在台中，另外还有传统的精密机械工业等等。过去一直没有人把这种传统产业跟新兴产业结合在一起，而我刚好有相关的背景和经验，如果当选“议员”，我希望能起到桥梁的作用，做好产业对接，这样也有助于提升薪资水平，也可以引进专业人才，改善产业结构问题。

第二个就是托婴托育问题。因为台中市是一个人口快速成长的地区，但是像托婴托育这种公共服务一直没有得到市府的关注，未来我希望能够争取预算，兴建更多的公托，或者灵活一点让私幼公托化，比较好的方式是把企业抵税，认养私托，我觉得这等于创造了一个三赢的好事，政府不用拨太多预算成立公共的托婴托育中心，私校也不需要担心太多的竞争，一般民众可以花读公托的钱就能念到私校、私幼。

第三，台中这几年空气污染比较严重，交通、违建、违章工程可能都是原因，但电厂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部分。过去我在“经济部”待过一年多，国民党执政时其实是希望保留核电厂，尽量降低火力发电厂的发电量，但自从民进党上来之后，因为推“非核家园”，现在基本上台湾都是缺电的，而且火力电厂都是火力全开的状况。作为“市议员”，应该要公开这些资讯，让民众知道过去跟现在的差别是什么，如果我们重启核电厂可以发多少电量，可以少多少生煤排放。

另外，我希望能够推动通过一些地方自治条例。其实在2015年马英九执政末期，中南部县市为了政治斗争，中部五县市串联发起了一个自治条例，叫《禁烧生煤》。就是说当初民进党做在野党的时候，他们也希望中南部不要再烧煤来发电，但现在他们执政之后，他们就烧煤发电。今天科技已经足够进步，我们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力量在燃煤发电上面？如果当选市“议员”，我会去做这样的串联，至少让民众去反思“非核家园”政策的正当性和逻辑性在哪。

最后一点，其实北屯市民一直很期待盖一个运动中心，这个预算在卢秀彦当“委员”的时候已经争取下来了，但是林佳龙当市长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卡住了。为什么要争取运动中心呢，一方面是给市民一个活动空间，带动整个城市的运动风气。另一方面是因为台中空气污染严重，我过去是会跑马拉松、慢跑的人，但是回台中之后都不敢跑。空气污染短期无法解决，至少要给市民盖一个运动中心。

观察者网：在选举过程中，您每天的行程大概是什么样？

黄建豪：一般是早上五点多起床，六点到公园，跟早晨运动的长辈们去互动。在小学路口，跟学生的爸爸妈妈认识一下，发些面纸、小文宣之类的。上班高峰期，要去站路口，通常身边会准备一个大的板子，让路人看到你的名字叫黄建豪，本人站在旁边跟大家挥挥手。

不管是初选或是竞选来说，尤其是初选阶段，菜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初选是打家用电话，那什么人会在家里，绝对不是上班的人在家里，是这些去买菜的人会在家里接电话，所以初选一定要去市场。那市场通常会待到10点到11点，11点左右人潮才会散去。

中午通常用来休息，想一些议题，比如说在脸书上曝光，抓一些中间选民、空气票这样子，或者是如果有人约的话，中午的行程就是去吃饭，去认识人。

下午三点出门，把公园—学校—黄昏市场转一圈。黄昏市场如果人潮多会待到六点、七点钟，如果没有什么人，可能四点多离开。

五点到七点，都是在路口的黄金时段，台语叫“跑tua”，跑摊就是到各个重要的餐厅、公庙，去人多的地方曝光。

冲刺期有的“候选人”还会跟着垃圾车沿线跑，甚至会帮选民丢垃圾，这样也是接触选民的一种方式。

然后，正式进入竞选倒数之前，每天的行程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紧张，上午会用比较多的时间跟团队讨论竞选策略。中午可能会有些餐会，跟选民打个招呼，发发文宣。下午通常会是一些媒体访问，或者拜会地方人士。晚上也会通过一些聚会活动去接触选民，比如去谁家泡茶吃晚餐。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造势、扫街拜票都是比较后期的事情。对于现阶段我们这种新人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人带着去一家一家地走，把名单收进来，最后这些才会成为你真正的竞选名单。

至于竞选策略，我一直在强调我是一个不靠传统组织的候选人，那我靠什么呢？其实除了朋友帮忙之外，像家长会、各种社团，还有一些新的社团，如新创、创业圈的活动，我们接下来要办篮球营，就是教小朋友打篮球，通过这些让家长认识我这个“候选人”。过去跟乐高也合作办过活动，通常也是亲子互动，能借机跟年轻的爸妈聊一下我的理念，通过这种轻松的、非政治的方式进入选民的心中。

台湾是“小确幸”，大陆到处都是积极向上的气氛

观察者网：您之前是否有去过大陆，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和经验跟我们分享？

黄建豪：大陆我去过蛮多次的，去过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等，最远去过云南腾冲。每个城市都给人不同的感觉，北上广深相对来说比较先进，在金融或者整个商业发展上蛮进步的。成都则是另一种光景，比较偏休闲和度假。我最大的感受是社会氛围与台湾不同，很多人说台湾人有“小确幸”情结，但是在大陆，我看到的都是积极向上的气氛，台湾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落差。

如果要讲最有趣的经验，当然是去旅行。我那时候认识一个福州的朋友，他开车载着我去黄山玩，一路上车辆都蛮守规矩的，也不太会有超速的状况。沿途还经过一个地方叫衢州，在旅行中，你的时间空间的概念都是大陆式的，印象会很深刻。

观察者网：您外公是四川人，那您有没有跟外公回老家看看？

黄建豪：没有。但是我去云南的时候，特别去了一趟腾冲。腾冲在抗战史上是一个蛮重要的战略重地，我们去看了抗战纪念博物馆，进馆之后你就会到看到很多钢盔，据说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有的上面甚至还有弹孔。解说员讲这些钢盔可能都不止一个人戴过，各式不同的军种，不同国籍的军种，共同去跟日本战斗。我觉得这个场景这段历史给我的感受很深。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您所处的县市与大陆城市有往来，包括像台北上海这种双城论坛的模式，你认为是不是在台湾其他城市可以推广，包括您对大陆最近推出的惠台31项措施，有没有什么看法？

黄建豪：我觉得双城论坛应该坚持办下去，不管是城市对城市的交流，或是地区对地区的交流，我觉得都需要持续进行，这样有助于两岸民众增进了解，彼此的歧见或者误会透过面对面的方式讲会比较好。现在是网络时代，尽管人与人可以通过网络连接，但是当面的互动交流还是很有必要，至少我觉得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出来的文化长相绝对是不一样的，除了会议本身，我觉得最大的价值是看到当地的场景，看到当地人的生活样貌，这样的交流是很实质的。我希望有机会要多举办这样的交流，而且是把广度普及开来，除了一般的官方交流，希望还能普及到一般的民众，很多台湾民众对大陆还是有些错误的想象，如果能够全面地多交流，这样的误解都会找到比较好的纾解管道。

惠台31项是一个好事情，虽然讲的是“惠台”，但我认为它是最核心的精神是提供了一个两岸民众公平竞争的机会。过去台湾跟大陆的交流，很多人都会觉得中间卡了一些人，卡了一些机构，很多事情需要通过一些人或者协会，才能够跟大陆交流、做生意。现在两岸民众互动可以省掉很多中间成本，大家也可以更公平地竞争。

民进党就是诈骗集团

观察者网：请您谈一谈对民进党政府的施政措施的看法？

黄建豪：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就是个诈骗集团，最近台湾的特产就是诈骗集团，我觉得这是一个上行下效的坏风气。很多事情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并不是不去做，而是会跟你解释做不到，为什么民进党在野的时候要把口号喊得这么满？

民进党有两大神主牌，一个是“台独”，一个是“非核家园”。目前民进党掌握了“立法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尽管他们一直在提“台独”、“释宪”，但是不可能做到，不管是国际现实也好，或是台湾民众的期待也好，这都是一个假议题。

“非核家园”也是一个骗局。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就已经不断地遭受这方面的压力，现在民进党执政之后，我们发现他过去常说的都是假的，比如推动新的能源政策之后，台电藏起来的电，一定可以补上这个核能发电不足的缺口。实际上台电真的没有藏电，而且即使火力电厂全开之后，电还是不够，还要把旧的电厂重启，这跟他们过去讲的话完全背道而驰。

再比如说劳工议题，他们在野的时候提了非常多口号式的东西，比如说要帮大家加薪，要降低工时等等。问题是你不能把现状骂得一无是处，然后提了更好愿景之后，但到了自己执政时搞得却比当初的状态更糟糕，现在不管是上班工时，还是薪资都比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还差。

还有台湾最近的“拔管”事件，就学术自由来讲，大学自治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底线，但是没想到，这群靠“学运”、社会运动出身的执政党的人，居然可以这样粗暴地把一个通过合法程序选出来的校长，直接否决掉。这已经不是“蓝绿”问题、“统独”意识问题，也不是左派右派问题，而是民进党已经完全背离了台湾民众基本信仰的问题。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台中现任市长林佳龙的一些施政？从一些舆论上看林佳龙很可能是民进党的以后非常有潜力的一位政治明星。

黄建豪：我对林佳龙蛮失望的。如果你去问台中市民林佳龙做过什么，可能大家唯一能讲出来的就是最近的绿川、柳川整治，别的没有了。我并不是说柳川、绿川整治做得不好，但它的发包工程时间是在胡志强时代，也就是说这个工程是胡志强拍板定案，只是后来没有连任成功，所以交给林佳龙来做。

还有台中市那时候推动的公车、BRT系统等大众运输政策，林佳龙在上任前把它骂得一无是处，可是上任之后没有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也没有把大道塞车的问题解决掉，我住的北屯区现在也是每天都在塞车。民众在意的薪资问题也没有解决，台中的薪资一直都是全“六都”最低的，他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比较有争议台中要办花博，本来是一个开心的事情，可是在林佳龙的政策下，不断地去推广那个花博卡，把市政府变得像是业务单位。如果是需要的话，市民会自己去买，但他非要逼迫基层公务员，卖掉多少花博卡才可以下班，每个人都有很大的业绩压力。

就是说林佳龙做的很多事情，他的思考角度只是去做媒体形象而已，并不是为了当地的市政而做，所以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好的市长。他可以当一个好“立委”，要骂人的时候知道怎么骂人，作秀的时候知道怎么作秀，可是他并不是一个有能力把台中市管理好的人。像我提到的道路不平、塞车、空气污染等等，他都没办法解决，因为他没有办法代表台中市民跟“中央”政府对立，因为他们同属一个政党，他也没有能力去跟他们做协调或做抗争。

在教育、市民福利方面，他也没有好的政策。他似乎都没有去想过市民生活的感觉，大家对林佳龙有一个批判，就是觉得他给人的印象是并不打算在台中久留，以后会去中央发展。他在台中说深蹲的十年，然后去年才买了房子，但是台中的房子没有很贵，而且大家都知道林佳龙的家境不差，他买的算是台中房价顶尖的豪宅。现在台中的空气污染很严重，最讽刺的是那个豪宅还可以抗空污，大家都觉得荒谬，所以民众就想知道，这个市长对他们来说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