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荐《军旗下的红十字》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荐文：《军旗下的红十字》

罗援 (2019-02-23 07:35:04)

《军旗下的红十字》写得非常好，非常感人。此文堪比新时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赞作者堪比军旅作家魏巍。

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描述了那一段血染的风采，以一位女性细腻的笔触揭示了人性的刚与柔，以一位军人的热血讴歌了那一代军人的忠诚。

这篇文章可作为《四有军人》教育的必读物进入军营，这篇文章的节选可纳入中小学课本，如同当年我们在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时一样，热血沸腾，激发出我们的爱国情怀，净化和洗滌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的英雄在军营中、在社会上、在青少年的心目中化为不朽的丰碑！成为学习的榜样！

那场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渐渐散去，但那场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不能被淡忘。陵园中的忠魂们在呼喚着和平，在期盼着祖国的强盛，他们渴望今后无人敢欺，他们也渴望祖国和亲人来探望。

军营中的勇士们则在磨刀霍霍，他们时刻在准备打仗，他们懂得和平与战争的辩证关系，只有敢战方能止战，只有能战方能言和。这就是我倡导的“鹰胆鸽魂”之精髓，这就是我推荐这篇文章的初衷所在。

——罗援

《军旗下的红十字》

1、情 结 深 深

对军队和军人这个职业，我有着深深的情结。从小跟随父亲在军营大院生活，十五岁入伍，在军中服役十六年，军人的情结深深地融入在我的血液中，渗透到骨髓里，化也化不开了。直到离开军营三十多年的今天，还时常有人问我：你当过兵吧？

与大多数退伍军人有一点不同的是，除了八一建军节，我不会忘记每年的2月17号。因为1979年的这一天是对越自卫还击战开战日。作为参战军人之一的我，在前线度过的短短七十多个日夜，是我生命年轮中划过的一道深深印痕。

这些年，每逢清明节前后，大批参战老兵从祖国各地涌向南疆，洒泪祭拜长眠的战友，我深深理解。没有过亲身的经历，很难感受这种情结与情怀。

在陵园门口遇到一位烈士的妹妹，从广东茂名前来为哥哥扫墓。她告诉我，年己九旬的老父亲哭着喊着要最后来看一次儿子，终被亲友们劝阻和瞒过。其哥哥入伍仅四个月，牺牲时刚满18岁。

走进那青松翠柏环抱中肃穆寂静的陵园，仰望着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凝视向山坡上延伸整齐排列的一千多座墓碑，手捧鲜花，沉重无声地一层一层拾级而上。逐排逐行注视着花岗岩的墓碑，视线模糊了姓名，籍贯，部队番号，只定格在年龄这一行：17岁，18岁，19岁，20岁，21岁.....。泪水泛上眼眶。眼前一片晕光。恍惚中看见他们仍是当年穿着六五式军装稚气果敢刚毅的模样，在集结号下整齐地列队，一个个地生动起来。可惜，这一切都永远的消失在了眼前这一片深情的泥土中。无法释怀。当年壮怀激烈的场景，再次一幕幕清晰浮现眼前，仿佛就在昨天。

2、受 命 备 战

1978年，有关越南当局疯狂反华排华，大力驱赶华侨，在边境挑起武装冲突，蚕食边境的消息，不断的见诸于广播和报端。邓小平发出宣言：决心进行一次有限度的惩罚作战。目的是教训教训这个狂妄的东方古巴，取得我们中越边境的比较安定的边界线。

军队全面进入了战备阶段。

12月8日，按上级命令，我所在的广州军区第169医院组建了共六名成员的颅脑专科手术队备战待命。手术队成员三男三女，分别是：队长、脑外科主治医生朱云发，医生简建华、魏俊福，麻醉师董秀玲，外科护士惠京兰，第六个人就是我这手术室的护士。

待命中的手术队基本脱产学习和做装备的准备。院里正常的或急诊的颅脑手术也都由我们这组人去操作，算是战前演练吧。按照规定，参战个人须把全部私人物品打包封存并注明寄往地址，这是一旦当了烈士好进行后事处理的程序噢。在填写寄往地址时，“牺牲”这两个字在我脑海中掠过。但对死亡真还没有过多过深的思虑。心中满满是军人的职责和使命，沸腾着的是那从小就被培养起来浓浓的英雄情结。对上战场履行军人的职责和使命，我有着一种强烈的期盼和自豪感。这期间，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这是我参军十年第一次也是从军期间唯一的一次接他的电话。父亲是个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烽火，身经百战屡建战功的军人，身边的战友牺牲过半……。 在军内线路嘈杂不甚清晰的电话里，父亲只叮嘱了一句他最有资格说的话 "孩子，上前线了，你要勇敢啊！” “爸您放心，我绝不会给您丢脸的！”电话的这一头，我的回应也只有一句。 这是两代军人之间的对话。简短，干脆，利落，父女深情中不乏军人的豪气！父亲刚烈的性格和职业军人的特质给我的遗传及影响至深。

3、集 结 边 境

1979年元旦这天下午，接到出发命令。紧忙打点行装，办理手术器材装备的托运。次日乘坐北京至南宁的五次特快列车前往广西前线。

在衡阳车站月台上，军区后勤19分部的首长带着参谋人员来送行。首长把我们每个人仔细打量了一番，突然，他瞪大了眼睛厉声质问为我们送行的副院长：“他们的枪呢？” 副院长张大了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是啊，长处和平年代，谁又会想到医务人员要配枪呢。“为什么不配枪？你以为他们是去玩吗！”首长越说火气越大，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

呜……列车喷着白白的雾汽驶进了站台。总算给万分尴尬的副院长解了围。来送行的还有朱医生的夫人领着五岁的儿子，简医生身怀六甲的妻子。分别时刻我注意到，她们眼底深处的那份担忧与不舍难以掩饰，可都作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没有把伤感外露。她们同为军人，懂得军人的职责和使命。

上车后在普通硬座落座不久，列车长经过该车厢，看到行军装束的我们，匆匆拨开通道上的人群，边走边大声说道：“来来来，给抓小偷的腾个位”。这话让我们诧异，抓小偷的？谁？没想到幽默的列车长指的是我们。不多会儿，一位列车员过来，说列车长已经安排好了卧铺，请我们赶紧过去。 当时尚属军事机密的行动是瞒不住铁路人员的。从一趟趟向西南开去装载坦克火炮和满满兵员的专列，不难猜到我们同方向进发的参战身份。很为铁路人员对军人的关怀照顾感动！

第二天早到达广西南宁，向南宁前线指挥部报到，再换乘军列直接开进了崇左兵站。当晚在兵站住宿，女兵住平房，男兵住帐篷。兵站里人员车辆熙攘往来，昼夜不停紧张忙碌地装卸转运各类战备物资。刺耳的列车鸣笛及各种嘈杂声，整个兵站通宵达旦的白炽灯强光令大家都没睡成安稳觉。在此地此刻，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战争前奏的气氛。

次日早餐后，我们和同期到达的167医院胸科手术队及165防化队分乘两辆军用卡车，继续向目的地——靖西县出发。

那时的中国还处在一个贫穷落后的时期，而靖西所属的百色地区又是广西最贫困的地方。处于云贵高原边缘，道路以山路为主。汽车行驶在黄土公路上，滚滚的黄土泥沙肆无忌惮地往车厢里卷，把人人弄的灰头土脸看不清肤色。鼻子嘴巴里都是土，绿军装彻底染成了土黄色。进入靖西境内，沿途的百姓无论大人孩子，见到军车都热情地挥手致意，我们也不停地挥手回应。让我顷刻有了军民鱼水情的感受。下午四时许，终于到达了靖西县城。

靖西，这个中国与越南接壤直线距离最短的小县城，同越南高平的茶岭、重庆两县山水相连。 其边境线长152.5公里，是即将爆发的中越战争主要屯兵地之一。这里驻的部队是第41野战军——中国陆军的王牌军。解放战争时期，这支英勇顽强的部队打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塔山英雄团。一个边陲小县因突然驻扎了数万大军而变的热火起来。几乎所有村寨都驻扎着部队，空气中处处充满火药味儿。武装越野奔袭的队伍，实弹射击的枪弹呼啸声，背着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那样步话机“洞两叁拐……”呼叫的通讯兵，奔跑架线的电话兵随处可见。晚上，各部队驻地轮着放映《地雷战》《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等战争教育教学影片。战前的军事战术训练与思想政治工作同步紧张地展开着。

我们手术队配属于第32野战医院，将担负战地一线救治任务。我们住宿被安排在县城一座结构精致的老式宅院，内有天井和带回廊的二层小木楼。在当时贫穷的小县城里它可算得上一座“豪宅”。与32野战医院驻地隔着一条狭窄的街道。“豪宅”里并没房间给我们住。同时还有157、167两个医院的手术队员及165防化队队员，男男女女近三十人，统统挤在二楼敞开式回廊楼道的木楼板上打地铺。L型的楼道，男兵住一边，拐个角住女兵。没遮没挡的，任何人一点动静所有人都能听到。塑料布一铺，既是床单又当褥子，盖的是单薄的军被。近乎露营的处所难顶夜晚的严寒。夜里5度左右的寒冷和这八面的来风冻得几乎无法入眠。穿着毛衣，把棉衣压在被子上，相互间紧挤着还是冷。聪明的简医生替大家想了一招：打开军用雨衣蒙在被子上。雨衣不透风，一面是防水布，一面是橡胶，这下就暖和多了。

不久，那几个医疗队都陆续转走了，偌大的"豪宅"里就剩下我们六人。除了在32医院就餐和参加他们的政治学习、实弹射击外，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开始我们还比较自觉，认为应该主动参加野战医院的活动，从早上第一件事出操跑步开始。晨操跑步在我们大医院都是象征性地活动一下，跟野战医院的训练真是没法比。第一天出操就令我们颜面扫地。只见他们几十男女老少腰扎武装带，步调一致刷刷有声地跑的速度极快，目标是三千米哟。跟在队伍后面，才一百米就感到了吃力，二百米就拉开了距离，三百米则溃不成军停了下来。哈哈，好在天色未明，他们跑远了看不到我们几个散兵游勇的狼狈相。野战医院体能方面的训练有素让我们望尘莫及，接下来的手枪实弹射击我们成绩也不怎么样。这个下马威熄灭了我们的自觉性。和人家比军事素质比体能，纯粹是拿自己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不败下阵来才怪。 我们的长处是什么呢？在大医院里病案多，手术实践多，在医疗专业技术方面我们还是自信满满的。想想自己也有长处，何况还挂着军区颅脑专科手术队的招牌，令我们打心里还是挺牛气的。不受管束也无需业务训练，六人在这紧张的前线中成了比较特殊的兵，很有点自由散漫。 靖西的奇山秀水有“小桂林”著称，风光极美。每天晚饭后我们是信步流连，尽情享受着大自然赐于的水光山色。一天傍晚,逛着逛着走进了边防二团营地。见礼堂正在放电影，便摸着黑进去坐了下来。觉得这地方不错，比看露天电影舒服多了。第二次继续却惹事了。在通明的灯光下，我们堂而皇之地走进礼堂在后排坐下。全场的士兵纷纷扭头注视着我们，并发出一片片嗡嗡的骚动声。朱医生笑说：都在看你们三个女的呢。看就看呗，我们并不以为然。突然，一位身着军大衣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军官旋风般地疾步进来，声如洪钟一声爆喝：“全体起立，向前看！” 霎时，齐刷刷起立的士兵档住了我们的视线。还没听清那大胡子在呵斥着什么，一位干部已快步跑到我们面前，绷着脸毫不客气地质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郭团长让你们不要到这里来。 我们当即在全场众目睽睽下被撵出了礼堂。还真是女兵惹祸了。对这些常年不见女性又面临大战的士兵来说，是被扰乱军心了吗。

有句名言“战争让女人走开”，但细探古今中外，又有哪一次战争的刀光剑影中，又有哪一次的流血牺牲中，看不到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呢？我倒觉得，女性的出现，显得战争没有那么残酷，会给参战的将士们心里带来一抹暖色和慰藉。带兵严厉的郭大胡子这让我们万分尴尬的狠招，令我耿耿于怀。那时的电影翻来覆去也就那几部老片子，没啥可看的。没书报没广播，为消磨时间，我们只得寄情于扑克。军区卫生部的领导挺关心我们手术队，专门来看望，还用吉普车送我们几个去军部看朝鲜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春节前，41军的副军长带队慰问32医院，我们每人分到手的慰问品是一根甘蔗，一个苹果，三块水果糖。

1979年元月27日是除夕。夜12点正，震天动地的鞭炮声响彻全城，浓浓的白烟混和着呛鼻的硫磺味弥漫在空气中久久无法散去，街道上铺满了厚厚的落地红。惊叹贫穷的靖西老百姓竟能把鞭炮放的如此慷慨豪气。 靖西特产的香糯米被称为“中国十大珍米”，自明朝起就是皇家贡品。老乡们煮好了粽子纷纷送到各部队慰问子弟兵。浓浓的节日气氛，浓浓的军民鱼水情，令我们在边境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4、大 战 在 即

进入二月，将要开战的迹象便一天天明显起来。不时地有我们的侦察兵在边境侦察时触地雷受伤和牺牲的。32医院另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医疗所陆续地在收治伤员了。开战前一周余，各个战地救护所分别部署到位。32医院将其参战的两个野战所进行了人员调整。一个所开拔去了靠近那坡县当时称南坡公社的地方。我们也于11日搬出“豪宅”，跟随其中一个所迁到了距县城三公里外的一个山坳里。

这是边防二团的训练场，有一座很小的二层楼，开后被用做重伤员病房。一间小食堂和两间小库房，后来都成了我们的手术阵地。山窝里有个射击场，可降落直升飞机。此地与越南的直线距离是七华里。我们六人按男女分住两顶军用医疗帐篷。帐篷很大，里面衬着一层雪白的布。有毛竹搭起的大通铺，让我们终于告别了一个多月的近乎露营的楼板地铺。

孤零零两座帐篷六个人，离野战所的集体住所有一段距离，夜里漆黑一片。太安静了。这安静让人心里发毛。因为进入边境，被人们谈论最多的，最危险的威胁就是那神出鬼没的越军“特工”。所里配发的手枪与其说是自卫防身倒不如说是壮胆更为贴切。每晚进入帐篷前，大家手握着枪，男士们打头侦察，相互照应小心翼翼，确定里面没人再进去。每晚睡前我都把枪放枕边，想着一有动静先一枪打出去！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无法睡。靖西初春的气侯是晚穿棉衣午穿纱。中午的阳光火辣辣，进帐蓬如同入蒸笼，人无法待在里面，更别想午睡。 一个糟糕的情况，进驻后全体人员水土不服。个个腹泻不止，浑身无力。简医生最为严重，脱水连床都起不来了。两三天后才逐步适应，这对大家临战前的体力消耗不小。短短这些天，大家都预感大战在即，抓紧各项准备工作。还增加了一项新的学习内容，即战场上对越军的喊话训练。分为越语和俄语。入境参战部队学十句，我们只学简单的三句：

　　 缴枪不杀！

　　 跟我走！

　 我们宽待俘虏！

参战部队更是犹如箭在弦上，开进的变动很大。附近来了个工程部队，天天在搞爆破训练，距离之近总感觉我们帐篷随时会被炸飞。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聆听爆炸声。 连队的战士都在集体剃光头了。这是上战场前必须的程序，为的是头部负伤后的处理。那些十八九岁的小战士猛然见到我们这些路过的女兵，全都尴尬地捂着光头一溜烟钻进帐篷。真是太可爱了！

一个地方民兵连配属到我们野战救护所，任务是负责抬担架和警戒等后勤辅助工作。一到就立即动工搭建作为病房的茅草棚。14日晚八时，又一支医疗队的到达令我们喜出望外。竟然是我们169医院的八位战友。和我同乘一列火车当兵的好友建平也在其中。他们将担任伤员后送任务。从而得知，由我们169医院三十多人组建的一支列车医疗队也在向前开拔，任务是从前线接运伤员回后方的。听到我院有这么多战友前来参战，令我们倍受鼓舞。15号一早，这后送组一分为二，季晓婷、宋振祥、臧新军、郭晓郁转去了南坡，建平等四人留下，将和我们并肩战斗。当天下午，建平就被所里指派去为一位抢救无效牺牲的侦察排长做遗体料理。

同时还进驻了一个汽车连，是负责接运伤员的。一字排开的二十多台解放牌卡车，每辆车头前都赫然插着一面白底红十字的旗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以旗帜形式出现的红十字。这战地的红十字旗，给了我一种心灵的震撼。我不由驻足久久地凝视着。战场的目标是双方的杀戮。红十字的目标却是挽救生命。我们的双手将承载着这沉甸甸的职责。

我们还注意到，一公里外向阳的山坡处已经有大批民工在动工挖墓穴修建陵园了。开战前牺牲的烈士也正在往这座陵园里移葬。这才真正意识到战争的残酷和死亡的贴近，心情不由地沉重起来！

　 一切迹象都预示着大战在即。

5、开 战 前 夜

1979年2月16日，距离战争的正式开战只有一天。 身在前线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为了高度保密，开战命令的发布既不是电话，也不是无线电报。而是由前线指挥部用直升飞机派员将书面命令亲自送达各战区最高指挥官手中。然而，一个突发的意外出现在我们这个战区，这使我们无意中成了提早一刻知道开战消息的人。

这天傍晚约六点左右，正吃着晚饭，所里接到南宁前指卫生部紧急命令，要求我们颅脑手术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德保县抢救伤员。 放下吃了一半的饭，我和朱医生、简医生、董医生四人带上手术器械，手枪压满子弹坐上军吉普立刻出发。80公里的崎岖山路颠簸了快两个小时，八点钟到达德保县人民医院。已焦急等侯在那里的41军干部简要地向我们介绍情况：下午五时，南宁前线指挥部送作战命令的直升机在飞往靖西41军驻地途中，为了隐蔽超低空贴山飞行，螺旋桨刮到了树梢而坠落。军区作战部马科长颅脑受伤昏迷，驾驶员和作战参谋亦受伤。当地的民兵发现飞机出事即刻赶来营救。动弹不得但头脑依然清醒的作战参谋将装有作战命令的公文包压在身下，举着手枪不准任何人靠近，非要一定是41军军长亲自来接公文包。这就是军人。用生命捍卫职责的军人！我们赶到时，两位轻伤员已经转走。县医院刚为颅脑受伤的马科长做完手术。我们立即进入病房查看仍在昏迷中的马科长并了解手术情况。确认了伤情稳定处置得当后才离开。

得知将在明天（2月17日）凌晨正式开战，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驻地，迎接战斗。

返程进入靖西途中，在我们吉普车夜视灯的视野下，不断地见到有炮车、军车在闭灯摸黑开进。还有全副武装的步兵像潮水般向着前方悄声行进。坐在车上的我直担忧着，车辆夜行不用照明出事怎么办？战士们连夜徒步奔袭进入阵地，体力不是消耗很大吗？

回到了所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发电车开动，全体人员各就各位挑灯夜战。我们也立刻将所需一切物品器材展开。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十二点一过，全体军人集合，在泥土地上席地而坐，听取32野战医院领导宣读中央军委和广西前线指挥部的作战命令。包括开战的政治宣言、作战目的、任务、时间、战场纪律等等。内容挺多，挺长的。仗，终于要开打了。我们每个人都处于紧张亢奋状态。听着作战命令，我心中也有不少的疑惑。

一是下达的作战时间共三天，纵深不过几十公里。我们陈兵几十万，忙了几个月，怎么才打三天的仗？（后来战况的发展打了28天。）

二是作战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抓俘虏。每个军、师、团都有具体数字的任务。抓那么大数量神出鬼没的越南人容易吗？押得回来吗？（从战后归还的战俘数看，确实没完成指定任务）

三是战场纪律。基本就是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得侵犯越南老百姓的利益等等。但其中强调要尊重越南少数民族的风俗，有一个不记得叫什么族的，家中火盆怎么个摆法，进门要注意面朝哪边……好像我们不是去打仗，倒是观光做客的。我觉得可真有点瞎扯了。

毕竟，我们的军队已经三十年没打过大仗啦！

彻夜无人入眠，只有等待中稍稍的静谧。凌晨4点，就有两个伤员送达，是进入阵地时踩中地雷的。我们手术组为伤势最重的小战士做处置。只见双大腿中段以下都已缺失了，只剩半截的大腿伤口血肉模糊长短不齐地扭曲着。止血带一松开，鲜血喷射溅了手术医生一身。赶紧加压输血并做了高位截肢修补术。手术刚结束，战斗正式打响了。

6、血 色 阵 地

1979年2月17日凌晨，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

我方位的开战是六点整。炮声震天动地，只见黎明前尚黑暗的天空半边被映得通红。救护所全体人员静静地伫立，听着隆隆的炮声，仰头凝望着那炮火织就的奇特天象，心情复杂地揣测和等待着接下来属于我们的战斗。四十多分钟后炮声戛然而止。后来听41军的人说起，炮击应该是持续一小时的，但我们这方位的炮弹竟然供应不足地提前打光了。这事不知是否属实。

炮火攻击之后就是步兵冲锋，激烈的地面战斗在进行了。伤亡将从此刻开始。还没到八点，第一批送伤员的战车便一辆接一辆卷着滚滚黄尘呼啸而至。霎那间，伤员躺了一地。属于我们的战斗至此展开。

我们承担的是最关键责任最重的一线救护。要完成的是以挽救生命为首要任务的救治。而我们这救护所也就三十来人，分为前接组、验伤组、手术组、采血组、护理组、供应组、伤员后送组以及警卫组，炊事组等。大多岗位两三个人。最重要的手术组人多些，但也只有展开两张手术台的场地和技术力量。这其中的重中之重是看手术组的效率。伤员的生命之线就系在我们手上。

我们所处的方位并不是入境作战的主攻方向，而是为牵制越军打佯攻的阵地。没料到越军的兵力和战斗力大大超出了战前的估计。进攻路线又是由两面为山的山隘前进，越军居高临下的阻击令我军伤亡惨重。开战头两天，临近我们作战的123师368团仅伤员就陆续下来两百多。此战368团伤亡360多人，牺牲为160人。担任主攻的二营基本被打光，五个连队集结起来仅剩下一个连的兵员，营长见状放声痛哭不已。

如潮而至的伤员令全所人员迅速进入万分紧张忙碌的状态。前接组冒着枪弹袭击的危险到前沿接收伤员；验伤组按伤情轻重分理出处置的缓急；民兵担架队两人一组，抬着伤员往手术间和病房送进送出；两个手术组一台紧接一台地展开手术；护理组紧张地照料着重伤员；后送组一车接一车地翻山越岭将伤员送往二线医院。

战伤的伤情门类特别复杂，胸腹伤，颅脑伤，肢体的枪伤、炸伤、摔伤、烧灼伤……从头到脚，各种轻、重、危、难、急的都齐了。不少重伤员抬上手术台就先忙着紧急胸外叩击复苏，行气管切开术，做静脉切开输血输液……。更有来不及抢救牺牲在手术台上或手术室外的烈士。万分紧迫、紧张，血腥的气氛笼罩着全所。为了再加快进度，在我们这个手术组还多加一张简易手术台，可同时进入两个伤员。这台在进行手术，我赶紧为旁边那台伤员先做好输液和消毒准备。医生手术完了换个手套立即过去做第二台。我接着包扎术后的伤口，马上清洗消毒器械，并换好下一台的伤员。两张手术台争分夺秒轮番利用，大大提高了效率，忙得大家如机械般无法停止。

7、竭 尽 潜 能

当年由于国力贫穷，步兵作战都没能配戴钢盔，脑外伤的死亡率很高。能活下来送回国的并不多。我们这支颅脑专科手术队名不符实地突破了专业界限，各类伤情都要处置。我算是当时野战所唯一的专科手术室护士，因此，除了负责本组手术的全部配合之外，还要顾及另一台手术配合工作的一些帮教。不停地穿梭于两个手术间，这个喊那个叫的，令我手脚无法停，脑子无法停，嘴也无法停。只恨没有分身术。手术室里，伤员及抬担架的民兵不停进进出出，脱下的军服军鞋和枪支弹药堆了一地。本应严格的手术室无菌要求根本无从谈起。还不到一天，战前准备几天的手术敷料基本告罄，供应组争分夺秒地赶做。无菌手术服很快不够更换，医生们只能穿洗了马上消毒的湿手术服。再后些连洗都来不及，直接消毒带血迹的手术服。手术中盖伤口的无菌巾都不够用了，将塑料薄膜用消毒水浸泡后代替。手套用完了来不及消毒，只能先用药水泡泡戴湿的。手术器械周转无法达到规定消毒时间，在煮沸消毒的锅里再加入消毒液权当双保险了。到后来甚至连医用脱脂棉都不够用，供应的竟然是做棉衣棉被用的普通棉花，用于加压包扎伤口根本吸附不住血水。时间就是生命，一切操作都因陋就简地打破了常规。毕竟和平环境下的军队缺乏战地救治经验，准备工作的不足，医疗条件的简陋，装备设施的落后，技术力量不尽合理的配备，尤其是后勤保障供应的短缺，这些状况所造成那种极其紧张忙乱的局面，真是那个年代野战条件下手术的真实状况，现在回想起来，战友们仍然十分感慨唏嘘。

源源不断送来的伤员，争分夺秒做不完的手术，令我们全体人员没有片刻的喘息，没有了时间的概念。只是看到一会儿天黑了，一会儿又天亮了，再天黑，再天亮。忙的好像也没了饥饿感，没有人想到饮水吃饭。几位炊事员顾着一批接一批到达的伤员，根本就顾不上医护人员。好像是第二天才想起来，拎来一桶军用蛋奶粉冲的米糊，不管冷热的放着，谁饿了自己去舀来喝。

所有人都发挥了最大潜能，恨不得多长几双手，一分一秒也不停下来。从16日白天算起，近百小时高强度的连续作战，令医护人员都超越了生理极限。我只觉得说不上是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了，腿脚站肿了，身上的白大褂满是斑驳血迹。疲惫的精神恍恍惚惚，不时会有片刻不知道身在何处地发晕发飘，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嗡嗡含浑的，但无法停下手上的工作。唯一的信念在支撑着大脑极度疲劳的神经：抢救生命，与死神作战！

直到19号晚，广西河池地区医院的手术队赶到，替换下了我们。大家军装都没脱，全散了架似的倒头昏睡过去。按说将近四天没合眼的人要连续睡十几个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可我们满脑子都是伤员和手术台。也仅仅睡了约5小时，朦胧中听到运伤车的呼啸声，是又一批伤员到了。个个不约而同地爬起来奔回手术室。在我们耳中，运伤员的车声如同战场枪炮声，会高度的敏感和紧张。责任感令大家的神经紧绷，已经处于无法休眠的状态。不单是这第一战役，更为特殊的是，靖西是许多部队回撤的主要通道。开战的28天，不分昼夜天天都有伤员从这里撤回。我们前后收治过来自七个军番号的伤员（除广西方面五个军外，还有从云南战场撤过来的）。粗略估算大小手术约一千五六百台次。我们这小小的野战救护所，承受了救治伤员的巨大压力。

开战的二十八天里，我们几乎没有按时吃过几顿热饭菜。清汤面条是我们的常规餐。基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合衣倒在伤员躺过的地铺，在一时空置的手术台或敷料台打个盹都有过。有次半夜里我实在累极了，见缝插针倒在隔壁刚空出来的手术台上，在一旁收拾的护士说：烈士刚抬走你就躺上去，不在乎呀？顾不了这么多。没有任何讲究与选择，能歇一下就是享受了。

三组手术人员不分日夜轮班转。伤员转危为安是我们最大的欣慰，救不过来牺牲的烈士是我们极大的痛心与负疚。

8、我 的 战 友

经历战场上生与死，血与火的淬炼，“战友”这个称谓会觉得格外神圣。是战争令我体会到了战友情谊的可贵。

在前线，我和我的战友们犹如一家人般亲密无间，相互间没有了资历之分，职务之分，年龄之分，甚至性别之分。不论干啥都能做到步调一致，目标一致。在战斗中更是体现在相互间信任，无私的支持与紧密的合作。一批批伤员的通过，一台台手术的进行，都是我的战友们在以高度的责任心密切配合，顽强坚持。

颅脑伤是战争中死亡率最高的。而脑外科的手术也是战伤中难度最大、风险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头部血运丰富，手术视野小，术中出血多，那时也没有先进的诊断仪器，因此对术者的专科技术和经验要求极高。我们手术队在抢救颅脑战伤方面充分展现和发挥了专科技术特长，使得进入本野战所的颅脑重伤都得到了非常及时有效的救治。不停的手术对医生的精力和毅力是极大的挑战，体力更是极大的消耗。大批伤员一到，我们的几位医生犹如扎根在手术室里，不吃不喝地埋头于连台的手术。时间就是生命，常来不及按常规洗手消毒，每换一台手术只能把碘酒酒精直接往手臂上涂。 常见朱医生简医生的双手及手臂被烧灼和不透气的橡胶手套捂的不像是人的手臂了。他们一直在弯腰低头手术，走下手术台时常直不起腰来。但极度的疲劳并没有影响他们以精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对伤情的悉心诊断和果断处置。奋力的施救令不少处于死亡边缘的伤员转危为安。董秀玲大姐做为技术经验皆具备的麻醉师，独自承担着大手术麻醉操作的压力与风险。对每一个伤员都如母亲般的心疼和悉心体贴。听到小战士连声对她说“你真像我妈妈”，我也为之动容。护士小惠业务上手挺快，没多久就俨然是一名合格的手术室护士了。魏俊福医生也充分发挥了普外科专业的能力，在救治伤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每完成一台手术就是一份释放，每挽救一个生命就是一场胜利。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手术队勇担重任，凭整体合作的出色表现荣立了集体三等功。此外，个人还分别获得通令嘉奖和三等军功。32野战所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充分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相互间团结协作，各个岗位紧密衔接。为了伤员的安危，付出什么都心甘情愿。

一个深夜的手术中，一名伤员刚抬上我们那张备用的手术台就牺牲了。这台在紧张地手术，那台没声息地躺着，相隔仅两米。看他很像我的一个同学，揪着心三次上前反复辨认才确定不是。烈士的这么停放令心里的痛楚被沉沉压抑着，室外还有伤员等着手术，实在忍不住了，跑去敲醒刚睡下的李副院长。“赶紧把烈士送陵园吧”。我隔着门央求道。“等天亮了再送吧”。李副院长睡意朦胧地答道。“不行！这么放着对烈士不敬，对正在手术的伤员影响太大了。赶紧的！”我语气变得强硬。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不由分说的命令口吻把自己身份和副院长调了个位置。但副院长并没介意，真的就赶紧的起来去喊警卫班的战士。一切以任务为重，无从计较，心无芥蒂，这就是战友！

由我们医院组建的后送组四位战友们也非常了不起。他们是医生喻峰、许赤松，护士刘建平，院助理员方德才。他们承担的任务非常繁重，压力相当大。每天昼夜不停风尘仆仆地来回颠簸在被坦克碾压过坑坑洼洼崎岖危险的山路上，既要时刻提防越军特工的偷袭，更要保证安全地将伤员运送到二线医院。送伤员的车不能太颠簸，怕的是伤口出血和痛疼加剧。细心的他们先是在卡车车厢里垫上约一尺厚的泥土，再铺一层稻草，最上面铺棉被。车速还不能过快，要不时地停车为重伤员测量血压，检查伤情。那些重伤员多是带着输液瓶上路的，途中要不断检查液体的输入情况。遇上伤情突然变化的，还要当机立断处理或迅速送往就近的地方医院。我和好友建平虽然同住一顶帐篷，可我们各忙各的，连见面打招呼的时间都几乎没有。她每走了一两天回来倒头就睡，几小时后爬起来又走。身上的军服和那张俏脸总是灰尘扑扑就没干净过。建平一到前线水土不服地腹泻。坚强的她拖着病体在坚持战斗。极度的疲劳和营养的不足令她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伤员一趟接一趟的紧张转运，令她只能常常以压缩干粮充饥。战前96斤的体重战后只有78斤。建平是个小巧玲珑的漂亮女孩，快人快语，非常精明能干。战争中的女性往往是一道风景。刚经历了战场上血与火的厮杀，小伙子们精神上得到了放松，见到这个腰挎手枪穿着干部军服的美丽女兵，难免有些牛气哄哄和对异性的探奇。小兵蛋子们会不知天高地厚地拿她这老兵打趣调侃： 小丫头片子还穿四个口袋的呀？你那枪是打鸟的吗？令她好气又好笑。她对伤员的深切关怀细心照料也深深感动了伤员们。为受到颠簸引起尿储留的重伤员按摩排解痛苦，小便器不够用她数次毅然拿出自己的饭碗为重伤员接尿。处置大出血伤员的果断，独自承担繁重运送任务的勇敢和能干，终令小伙子们对她肃然起敬。对后送组的那三位男士我则没更多印象。虽在一个野战所，基本就没打过照面，那是因为他们的任务始终在路上。上千伤员的后送除了极少数有直升飞机的参与，都靠后送组四位战友日夜不停来回奔波，全都安全圆满地完成，路上无一伤亡事故发生。

提起直升飞机运伤员也挺有意思。当时中越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升级，没有动用飞机作战。这令空军无用武之地。对到前线接运伤员，空军老大哥积极性相当高。但出动一次飞机并非简单轻易的事，记得先后也就来过六架次专接重伤员。

　 直升机降落时螺旋桨搅起遮天蔽日的风沙黄尘，令我们吃尽苦头，衣服敷料都白洗了。空军还有个苛刻条件，就是要求抬伤员上直升机的必须是军人，怕的是民兵中混进越军特工破坏飞机。

飞机一来我们都要参加抬担架，女兵四人抬一副。我们已经很疲劳了，抬着沉重的担架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你脚高我脚低踉踉跄跄挺吃力。上了飞机见穿着干净帅气夹克衫的飞行员那神气样子真没好气。据飞行员说，我们这个野战所是广西最前线地段唯一可以停降直升机的。他们求我们向上级多多反映，让他们多飞前线来接伤员。作为交换条件，允许我们进入驾驶舱参观。虽然不能飞上天，我们借机也把直升机观赏个够，满足了好奇心。空军的战友们尽管不能空中作战，但参战的热情也值得赞。

记得直升机最后一次来接伤员的情景，已经没有重伤员了，飞机也不好空飞，就让轻伤员谁愿意坐谁去吧。伤员们欣喜若狂，争先恐后地向飞机奔去。有个腿部负伤的小战士无法走动，急的大哭大喊“我要坐飞机呀，我要坐飞机！”。我们都忍俊不禁。上战场你不哭，负伤你不哭，想坐飞机就哭成这副熊样。得，“赶紧把他抬过去”。

飞机在转运伤员中。

9、编 外 战 士

让我最不能忘的是河池地区医院手术队的同志。他们不是军人，原本与战争没有直接关系。但奋勇参战的勇气和出色表现实在可敬可佩。

他们个个医术娴熟，吃苦耐劳，服从安排，奋力抢救伤员所发挥的极大作用，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他们虽不穿军装，却无愧于战士的称号。他们的队长冯勤，地区医院的胸科主任，年约五十，身材高大魁梧，儒雅沉稳，一派翩翩学者风度。他们那年轻的护士附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冯主任是我们河池地区有名的“第一刀”，语气里充满了崇敬。他到来后立即投入胸腹重伤的抢救术中。我上过一次台为他的开胸手术递器械，其操作技术精湛绝妙，水平之高着实令我惊叹。手术刀剪血管钳在他手上摆弄的如同魔术，每一步骤都完成的准确干净利索，手术做的非常漂亮。我已做了八年的手术护士，配合过数不清的大小手术，敢说，像冯主任这样高超的技术还是第一次见。但不分昼夜紧张的连台大手术，终于令冯主任精疲力竭。三天后的傍晚，我正在杂物室准备要消毒的器械敷料，刚下手术台的冯主任穿着满是血迹的手术服，步态蹒跚地进来，边摘口罩边脱手套低声对我说：“让我躺一下，我很不舒服”。我赶紧拨开台面腾出一块地方让他躺下。看他脸色很不好，忙问他平常有心脏病吗？他说没有。要喝点水吗？摇摇头不再说话。我只道他是疲劳至极，也许休息后会好些，没顾得上就赶着去隔壁参加手术了。他什么时候离开我并不知道。不曾想，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的队员们才发现冯主任身体已经僵硬了。按状况应该是半夜里去世的。中午时分，地区医院来了辆救护车将遗体接回。他的队员们悲痛地列队，目送队长的提前归去。目睹这场景，我们心情同样万分沉痛。这是战争中白衣战士的牺牲，是这场战争中倒在手术台上的红十字英雄。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救死扶伤的人道精神。

（附记：几十年后，我看到一份自卫反击战所有牺牲烈士的名册，包括民兵，民工，唯独找不到冯主任的名字。为什么？难道把他的壮烈牺牲算做病故么？）

10、情 浓 于 血

血，是生命之源。战场上因伤而亡者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失血过多。血量的及时供应是战伤救治的重中之重。当时常规的血量供应是由军区卫生部组织的运血车穿梭于各战地医院输送。可打起仗来，这点血只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地方上的大力支援是战时血源的主要保障。开战前，当地政府就召开了协调会议，部署战时血液保障的相关事宜。开战后，及时组织了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学校人员前来献血。采血间门口常常见到排长队的献血队伍。尤其那些还在发育中的学生，有的抽着血就晕倒了，仍坚持着说不要紧，抽吧！最令人感动的更是那些普通村民百姓。他们真是把解放军当作亲人。每天都有不少乡亲把家里能拿出来的如几个鸡蛋，一束香蕉，甚至买几瓶汽水来慰问伤员（当时边境居民的生活还是相当贫困的）。他们主动参与护理伤员。自发地组织洗衣队，每天把伤员换下来的军装拿到河里清洗晾干送回。眼看着血液告急，又是他们争先恐后地为伤员献血。要知道，原本当地的风俗对献血是很忌讳的，认为是卖血很丢人。可为了抢救我们的战士，他们摒弃了传统观念，无偿慷慨地献出了自己的鲜血。

一天中午，野战所走进一位年约三十的年轻妇女，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背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见到我们直接说是专程来为伤员献血的。经了解，得知她是县农机厂的工人，刚下班走了八里多路来的。我们看她不足一米五的个头，面黄肌瘦一脸倦容还拖着两个孩子，实在是不忍心抽她的血。怎么劝也不肯走。她到病房看了一圈后更坚定，并说如果血不够还可以抽她两个孩子的。这是一个怎样的女性啊，对军人的大爱超越了母爱。听着她的恳求，看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我眼眶发潮。无奈，只得把这可敬的妇女带去采血室。 献完血后的她坚决不肯留下来吃饭，是怕给我们增添麻烦。正好所里的吉普车回来了，我跟司机说了她的情况，司机也很感动，掉转车头追上了这母子三人。

殷红的血，浓浓的情。当年的靖西人民群众不知有多少为我们的战士献过鲜血啊！战争中情比血更浓的军民情谊十分令人感怀。

这一天上午又来了几位重伤员，血库告急而手术刻不容缓。我和护士惠京兰不约而同地说“抽我的”，一起毫不犹豫卷起了袖子奔向采血间。 伤员就是我们的一切，为了他们，我们愿意付出所有。一个全血单位是300毫升，可我只抽出了210毫升就再也滴不出血来，小惠同样也只采到240毫升。两人只好迅速奔回手术室工作。献血后的我顿时觉得心慌的厉害，悄悄数数脉搏每分钟达120下，我知道这是由于长时间疲劳过度和血容量一时的不足造成的。我把这一切遮掩了过去坚持工作。李副院长给我送来了十几个鸡蛋，我也不知道是生是熟。想着伤员比我们更需要营养，转身把鸡蛋全部送到炊事班去了。我的血是输给了一位姓潘的重伤员，他做了开胸手术。由于是我父亲那个部队的战士，我的血又输在他体内，于是便格外关注他的情况。下午待这边手术上台后，我以冲刺的速度跑到病房看他。脸色蜡黄垂危的他看到我后嘴唇蠕动着是有话要说。我俯下身把耳朵贴近他嘴边，但他费力地喘息着，完全发不出一絲声音，表情却越来越焦急，眼眶里渐渐浮起了泪光。 我心紧揪着，怎么办？转身去找来一块纸皮和半截铅笔问：你能写吗？他的手很费力地想抬起来，可是徒劳。我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只好安抚道：小潘，别着急啊，很快会送你回后方去的。 晚上再次来到病房，没想到他已经牺牲了。望着那张空了的床，我的心一下子也变得空落落的。我遗憾着自己没有能给他更多救命的血。 我更自责和懊悔没能弄清他最后究竟有些什么需求和托付，令他就这么遗憾而去了。

战争中关于血，那殷红的血，生命之源的血，使我对医疗救护的标识为啥采用血红色，有了深切的认知和感悟！

11、军人 军魂

朝鲜战争期间，著名作家魏巍亲临战地采访，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散文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时间这篇文章在中华大地广为传阅，“最可爱的人”成了志愿军战士的代称。志愿军战士用装备落后的武器将不可一世的美国兵打得满地找牙，硬是在世界战争的史册上赫赫然写下了“中国陆军”的威名。靠的是什么？最关键的词条是： 勇敢，忠诚。中国士兵的勇敢是举世公认的。当年的朝鲜战场如此，三十年后的越南战场依然如此。

现在来看这场战争，确有许多痼疾和遗憾。我们的军队三十年没打过大仗了，各级指挥员缺乏现代战争尤其是出国作战的经验。我们的武器装备与越军较量虽不算落后，但没能形成合成作战力量，造成的人力消耗有悖于现代战争价值观。 我们的日常战术训练不到位或过于仓促（如我们所见，战士们对战地救护常识的欠缺造成白白失血死亡的比例较大）等等。可我们军队服从命令，听党指挥的忠勇确是一以贯之地传承，末曾丝毫改变。不难想象当年境外作战是多么艰难困苦。连续无休止的二十八天啊！说不上是白天还是黑夜更危险。环境陌生，民情险峻，风餐露宿，处处受敌。通讯、宿营、救护、食物、休整等皆无保障，可谓步步惊心！依靠的是铁的纪律和忠于祖国的赤诚！初下战场的伤员，要么是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要么还处于战场激烈厮杀血脉偾张的亢奋中，他们口中喊的最多的就是“冲啊！”“杀！让我上！”…… 伤员们聚在一起，都是在互相交流作战经过和体会。有不少伤员坚定提出重返战场，为战友报仇的要求。

各种伤情的惨烈我不忍一一描述。许多伤员身体残疾了，但在这最前线我真没见过一个悲伤流泪的，也没听过一声叫苦叫疼的。一天，我们受命去也收治了伤员的靖西县人民医院巡视。一间很大的病房里传出热烈的讨论声。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兵嗓门最高，正在兴奋地比手画脚发言，就听他一口一个“越鬼子”这，“越鬼子”那的。

我看他的样子挺可爱，走上前摸摸他的脑袋问：你多大啦？十六。见到“越鬼子”了吗？没有。他羞涩地低头小声回答。哈哈，连越南人都没见到就负伤了，还这么神气。这小兵也真有意思。倒是挺佩服这娃娃兵的勇敢和乐观。有两个伤员送来时除了武器弹药没丢身上却一丝不挂。一个大腿负伤，一个腹部中枪。是负伤后与部队走散的。先是腹部伤的背着大腿伤的战友前行，实在走不动了，两人一起向着祖国方向爬行。直至把身上的衣服全部磨烂。我们这组负责处置腹部伤的。抬上手术台，他虚弱地央求我：“给我多打点麻药吧，我实在受不了"。说完就昏迷了。 见他腹部有一截小肠流出在外，先清洗伤口准备手术。清洗中几条白白的小东西蠕动着从腹腔伤口里爬出，吓我一跳，呀！竟然是长蛆了。

这战士伤势这么重却对战友不离不弃，这么多天了，两人冒着危险坚持着爬回祖国。多么深厚的生死情谊，多么顽强的毅力啊。不知道现在他们这对生死兄弟在哪里？（补叙：2018年4月看我此文的一位网友告知，这位拖着外露的肠子，按中国广播声音方向爬回国的战友名叫周建国，已于两年前患肝癌去世。）

有个负责烈士收敛工作的干部来野战所拿消毒水和手套口罩。他神色黯然疲惫地蹲在地上等待。我见状也蹲下和他聊了一会儿。说到收敛烈士的种种惨烈情景，他不停地叹息。尤其是说到被炸毁的坦克车中，整车被烧焦的士兵在各自岗位上还保持着战斗的姿势。只剩一副骨架的驾驶员紧握操纵杆的手怎么也掰不开去。我相信这位干部所经受的这特殊的战争精神创伤，一生都无法褪去。

太多的伤员，太多感人的情景随着伤员的转运匆匆而过。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只知道都是浴血奋战忠诚勇敢的兵。

有一位我们抢救时间最长，手术次数最多的伤员却令我难忘。陈文明，368团7连卫生员，在2月17日作战中腿部中枪，自己用止血带用力一扎，奋不顾身地拖着伤腿连续抢救十多位负伤的战友。我们松开他大腿上的止血带，都心头猛地一沉：止血带扎的时间过长，肌肉组织因缺血发暗，担心会有坏死的可能。先是给他做了清创手术，第二天晚上见伤情没有起色，朱医生简医生决定为他做血管移植。按理野战条件下是不可能做那么精密手术的。我倒是备有几颗微血管缝合针，但缝合线呢？朱医生看了一眼惠京兰那一头浓密的长发：小惠，拿你几根头发当缝合线！

没有显微镜，医生凭娴熟的技术手术是成功的，但肌肉坏死状况无法改善并还在恶化。为了挽救生命，不得已只好再次进行了大腿高位截肢。但最令人担心的败血症最凶险的气性坏疽还是发生了。战地医疗所的条件实在是太简陋了，医疗器材和急救药品实在是太单一，太短缺了。开战前期也还没有直升机运送伤员，他的身体状况根本承受不了汽车长途的颠簸。眼见死神在不依不饶地一步步向他逼近，我们心里都明白，回天无力了。这个坚强的小战士成了我们手术组最挂心的人。我在极度繁忙中插空跑到病房看他。他安静地躺在床上，那双大大的眼睛仍然清如湖水。一张极为清秀如孩子般的圆脸，使他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我摸着空了一截的被子，心如刀绞，不敢说话，怕一开口会哭出来。 默默无语地削了个苹果塞到他手中。他却吃力地把苹果递向我，虚弱但清晰恳切地说“姐姐，你吃”。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开口说话，也是我听他的最后一句话。抢救那么多天，始终没有听过他吭一声，神情始终是那么平静。不久后他永别了人世。这是一个心里永远只有别人唯独没自己的人。我无法感知生命垂危的他那些天的心里活动，但相信坚强勇敢的他一定会有许多眷念。他的家乡，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他的连队，他的战友，他抢救过的伤员，都一定是他的不舍与牵挂。这么多年了，那一幕最后的分别始终定格于我的脑海。每每回忆，那亲切的一声姐姐，都会清晰地在我耳 畔响起，令我泪水难抑。我们没能留住他的生命，但永远记住了这个在战场上为抢救战友奋不顾身，面对伤痛和死亡勇敢坚强的小战士。他是军旗下红十字战士的楷模！

2016年去靖西，我专门又去到他的墓前，向这位广西北流籍22岁的优秀共产党员一等功臣陈文明烈士献了花。他是安葬在靖西陵园中34名一等功臣之一。 轻抚冰凉的墓碑，那清纯的面容在我脑海中浮现的仍是那么清晰。满眼是泪，痛呼一声：好弟弟，今天姐姐来看你！

（附：2016年我向北流县民政局打听，他父母已于2015年前分别去世。跟他弟弟通过电话，了解到得知长子牺牲，母亲整整哭了三个月。其父母生前竟然从未去过陵园看儿子，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葬在哪里？家里全靠耕田，几十年来一直过的十分清苦。）

越南人自称是继美苏之后的世界第三强军。也许有些吹牛。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先后和法国军队，美国军队打了几十年仗，战争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全民皆兵，老少上阵，神枪手比比皆是。当时我们的军队尚未恢复军衔制，干部战士着装的区别只体现在上衣口袋的数量上（战士两个口袋，干部四个口袋）至于谁官大官小，只能凭年龄来判断了。越南人深知这一点。所以“神枪手”专找四个口袋的打。也是由于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所以这场战争我们营连排干部牺牲的比例特别大。战后集结时，我们见到158医院队伍中有一个女兵臂带黑纱，是为其在战争中牺牲的任某师领导的父亲戴孝。这场战争，有不少父子父女或夫妻或兄弟姐妹同上战场的军人家庭。

我们医院一个战友的弟弟，122师连指导员赵幼林，就安葬在靖西。战争快结束时，他那同在战场的将军父亲来到陵园，默默地伫立在儿子的墓前，许久许久……42军坦克团副政委宁成功是我父亲的战友。在战斗中英勇指挥坦克作战，不幸壮烈牺牲。看着我们长大的宁叔叔的为国捐躯，令我们这些子弟们难以言状的悲痛！368团的六连连长欧阳小雄，参战前打结婚报告未能获批。开战后，其隐蔽战线工作的父母不能出面寻找儿子，辗转委托多方朋友苦苦打听儿子下落,凡是知情人都不忍如实说欧阳小雄已经牺牲，总搪塞转到后方了。不断寻找的电话找遍了所有医院之后又追回我们野战所。那天我听到所里接线员又在接询问其下落的电话，实在不忍，就跟李惠林副院长说，讲实话吧，总要有个结果呀。他想了想，接过话筒回复：别找了，就是这么回事了。两天后，两位女军人来到我们野战所，其中一位是欧阳小雄的未婚妻。仔细询问了遗体处理情况后直奔陵园。据说她这么多年常去靖西凭吊，可见感情非常深厚。在这个野战所里，还见过出身将门同在一个战场的三兄弟。哥哥李海，124师副营长，负伤在32野战所医治；弟弟李江，41军参谋，战前侦察被地雷炸成重伤，也在32野战所抢救；小弟弟李伟，41军坦克团连长，算是幸运儿，完成任务后安全撤回，没事就跑来野战所在伤员中寻找战友。

与我们同车进入靖西，同住“豪宅”的165防化队的几个队员，于2月18日跟随121师打穿插，在越南境内遭遇特工偷袭，一个大腿负伤，一个牺牲。那牺牲的防化队员战前还在靖西县城购买了几件做木工的工具，对睡在身边的简医生憧憬地说到，他孩子就快出生了，打完仗回家要给孩子做点东西……。

一批批的伤员，血肉模糊残缺的躯体，牺牲的烈士几乎每天都在眼前呈现。一个深夜，一辆送烈士的卡车去陵园走错路线开到了我们所。站在萧瑟的寒风中，望着那毫无声息层层叠叠堆满车箱的遗体，我不由的心口紧缩颤悸。彻骨的寒，深深的痛。这些年轻生命的终结，多么令人痛惜。

身临战场，才知道战争的残酷，生命的脆弱。看到手术台上的伤员和烈士的遗体，才懂得军人为祖国抛洒热血的情操和奉献所在。我对战争残酷性有了深刻的认知。谁也不是天生不怕死的。问过不少参战人员，开赴前线害怕过，接到开战命令害怕过，进入战场害怕过，听到枪炮声害怕过。但是，穿上了这身军装，就要履行军人的职责。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纪律是刚性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是战火的淬炼令他们变得坚强勇敢。他们并非每一个人都是英雄，但每一位都是英雄集体中响当当的一员。在需要献出生命的时刻，没有犹豫，没有退缩，在硝烟血色中完成了一个军人的蜕变。

据战后统计，这场战争有近万名军人献出了生命。他们是那么的年青，绝大多数的生命就永远停留在18到20岁左右的终点。他们还来不及爱，来不及理解社会和体味人生。但用军人的血肉之躯诠释了不朽的中国军魂。他们的忠和勇足以感天泣地！

中国军人的付出不是简单的行动所能完全表达的。因为行动背后都是一种高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奉献的精神。听党指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就是永恒的中国军魂！在这里，我觉得著名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一段话最能形容我们的参战将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纯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

12、战 俘 伤 员

战争必然会有战俘。此次战争关于交战中的双方如何对待战俘，有诸多说辞不足而论。但肯定的一点，进入我国境内的越军战俘是受到优待的。我方严格遵守了日内瓦公约，专门建有战俘医院和战俘管理所。听管理人员讲，不少战俘说只有当了俘虏才真正吃饱穿暖了，甚至表示不舍得离开中国。伤员更是给予了人道的救治。我们野战所由于在最前线，也收治过为数不多的越俘伤员。对战俘伤员的救治，我们一视同仁。战俘甚至也被我们感化，敌对情绪发生了转变。我就经历过一件很特殊的事。

一天中午，一个团的参谋送来一位大腿股骨枪伤的越俘，是攻打敌方山洞时俘获的。当时他的同伙全部弃他由另一个洞口逃去。医生们还在进行着另一台手术，我先为这越俘输液和摆好手术体位，并为他盖好被子。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比手画脚地向他表达随后将进行手术并要实施全麻。 接着，我把他的随身物品归拢到一起。除了脱下的军服，还有一个蓝色的帆布挎包。包里有一件我国天津产的银灰色雪花牌毛衣，一支黑色上海金星牌钢笔。再翻开一个也是中国产的皮革钱夹看，里面除几张越币，有一枚漂亮的军功勋章，居然还有一副中尉的领章。哇，这家伙还是个有军功的军官呢。 说不清出于什么心里，我并没有把他的军官身份向送他来的那参谋透露。哎……已当了俘虏，又伤成这样。有一卷印着中国制造的医用绷带引起了我职业的好奇。反正也用不上了索性拆开看，军绿色的绷带一头连着一块带止血粉的纱布。想到我们的伤员包扎用的还都是不知放了多少年的三角巾，好东西都支援越南了，真是……！他的全部物品令我不由得心里五味杂陈，但并没动声色，而是把所有东西一一展示给他看，继而统统塞进那挎包内。示意会为他保管好，让他放心。他一直侧头默默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待准备实施麻醉的那一刻，他突然仰起身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嘴里呜哩哇啦急切地说着什么。搞不懂他啥意思，大家决定先暂停手术。我跑去找所里的越语翻译老何。当时部队召集了一批被驱赶回国的越南华侨担任参战随队翻译。备战期间，我们就常见41军部有一支奇怪的队伍出入。老的老少的少，穿军装不带武器，行动举止完全没有军人做派。这老何当时就在其中。他约莫四十多岁，看起来是翻译中年纪最大的，也许是这个原因被分配到野战救护所。之前我们救治几个越俘伤员也不用过多交流，所以一直没把他派上用场。老何与越俘交谈后，磕磕巴巴地说部队里有越军特工。这可是重大情况。没想到的是这老何除了越语和法语，只会讲广西的壮语。我们谁能懂壮语呀，说的说不清，听的听不明，一时都不知所措。那位送越俘来的团参谋更是急坏了气坏了，暴躁地操着北方粗言跺着脚开骂。我想了想，冲出去找民兵连长。当连长的应该是最醒目的人吧。果然，民兵连长的到来解了围。手术室里即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语言翻译圈：越俘用越语讲给老何听，老何翻译成壮语讲给连长听，连长半粤语半粤式普通话翻译给懂得粤语的我听，我用普通话翻给那位团参谋听。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越俘被押往该团时，见到了一名叫阮绍平的人，穿着我军的军装出现在团部。阮绍平是个越军从华侨中培养的特工。这位越俘所以认得阮绍平，是春节期间曾和他在越南高平一起吃过饭交谈过。特工已混进我部的指挥机关，是个相当危险的情况，参谋立即跳上吉普车绝尘而去。

怎么评价这个越军中尉对自己阵营的反叛行为呢？我个人的理解，同伙丢下负伤的他各自逃命一定令他心寒，被俘后受到我军一路的优待和救治是有所感动，此举是报答或想将功折罪吧。再说，他供出的也是咱中国人的汉奸，哼哼……。

有个腿部负伤的越俘，躺在帐篷里等待送战俘医院。一帮民兵围着帐篷起哄和撩拨着那伤员。我见状过去进了帐篷，见那战俘不过十六七岁，伤痛及惊恐加寒冷缩成一团在瑟瑟发抖。摸摸他的头，有点发烧，顿然心生怜悯。 我转身不客气的喝退了民兵，拿起一张毛毡给他盖上。这时，他突然从身上摸出一小塑料袋五颜六色沾着白糖的糖块，硬往我的手里塞。见我拒绝竟然一下子流出了眼泪。我只得先接过，趁着给他掖好被脚时悄悄塞回了他身边。唉，战争中蒙受苦难的同样包括双方的士兵和人民呀。

战俘中也有顽抗不屈服的。有一天，押来几个女俘虏引起众人好奇围观，我也跑去看看。见卡车厢里三个越军女兵，反绑着手，齐齐倔犟地把头扭向车头的帆布篷，死活不想让人们见到脸，只能看到侧身侧脸，个个云髻高盘，军服紧裹的身材曲线十分苗条性感。这时通知我还有一个受伤的俘虏要处理，我赶紧跑去关押的草棚。

打开草棚门，只见是一个约十八九岁的姑娘，并没有穿军装，一身典型的越南民间装束。黑色的宽腿裤，蓝色的无领衫，打着赤脚。圆圆的脸庞，身材浑圆不失苗条，肌肤白皙，唇红齿白，挺漂亮的。但那本来很美的双眸充斥着不屈的敌意。听押解人员说，押送这几个女俘虏回来，是和我们前线后送的伤员同车。途中趁押车战士睡着了，一起动手动脚想弄死我们的重伤员。伤员的喊叫声惊醒了押车战士，战士愤怒情急之下，一刺刀挥过去劈伤这女子的背部，并击毙了她们中间一个最凶残的。示意她跟我走，不肯动。拉她，挣扎着。我只得板下脸费力地连拉带拽，推推搡搡把她弄进手术间。进了手术间她仍不肯就范。我示意要为她消毒，她一脸凶相怒目圆睁对峙着，坚决不肯转过身把背部亮给我看，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我只得用力把她身子扳过去，只见从肩胛处往下有近三十公分长的一条伤口。翻裂开的皮下脂肪白花花的。 我一手端着碘酒瓶，一手持长血管钳夹着棉球要先做消毒。不料，她猛然抬手奋力挥来，把整瓶碘酒打翻在地。这下彻底激恼了我，不识好歹的东西！我快速操起满满一瓶酒精对准她背部泼去。 嗷的一声惨叫，疼得她终于老实了下来，乖乖地让我们做完处置。说实在的，对这个女俘虏的不屈服行为，我从心里还是佩服的。因为我们不也是受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教育的吗？

13、赴 难 凯 旋

1979年3月5号，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开始撤军 。撤军行动是边清剿边撤退，见到我们附近的那个工程部队开始进入越境，目的是炸毁专门对付中国的重要军事设施。几乎天天都是晚上进去白天回来，还捎带回不少物资。多为中国产的工程机械、飞鸽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有印着“中粮”的大米，也有些苏联货。部队之间也多采取交替掩护撤军。撤军过程中，遭到越军的袭击也有不少的伤亡。有一天竟然有二十多个伤员从云南战场边打边撤到我们这里。

3月16日，是中国军队撤军终结日，这仗终于打完了。为迎接部队班师回朝，边境口岸搭起了凯旋门，老百姓都涌向那里迎接部队回国。这形势让大家都放松了多日紧绷的神经。16日一大早，要组织人员去凯旋门参加迎接归国部队。我们都极盼着前往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谁想，所里偏单单留下我们这个手术组看家。所领导带队，把能去的人员都拉去了凯旋门。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军人必须严守的纪律，但我对被留下来实在心有不甘。暗地嘟嘟囔囔埋怨这32医院太不够意思，好歹我们也算是客吧。病房里还有少数待后送的轻伤员并不用我们照看，无所事事，我去看了看伤员然后就在空地上闲逛着晒太阳。心却飞向了凯旋门，总觉得耳中听到了隐隐约约的锣鼓鞭炮声。忽然，一辆敞篷的解放牌卡车急速地冲过来，吱的一声紧贴着我刹住车。差点撞到我了，啥人啥事这么莽撞呀？刚想开口责怪，却听司机焦急的问：“32在哪里？” “这就是”。司机朝身后指了指，一头伏在方向盘上不做声了。 我这才注意到，车厢头上还站着个战士，紧端着一挺架在驾驶室顶篷的高射机枪，枪管朝前平射状，手指扣在扳机上，其表情惊惧如僵住般。肯定是出了什么情况。

"喂，枪口抬高点，千万别开枪啊。这里很安全，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事吗？" 看那挺巨大的高射机枪挺瘆人的，我朝司机和那战士喊着。没有回应，怎么啦？我绕着卡车转一圈，没看出啥动静。扳着车帮一侧的挡板，蹬着车胎跃上，探头往车厢里瞧，呀，居然是一车横七竖八倒卧的战士。快来呀，有伤员！我大声疾呼。医生们闻讯都冲过来。大家赶紧一起动手放下车厢的后档板，顿时都惊呆了。弥散着血腥气的车厢里，没顾得上确切数人数，只见都没有了声息。一时不知该从何下手。这时有个靠坐在车帮的战士发出微弱的声音：“救我吧，他们都死了”。突然发现相互叠压的遗体下还压着一个正在抽搐的伤员，头部的血水在不断地渗出，是重度颅脑伤。我们七手八脚地奋力将他抽出，担架也来不及用了，几个人分别抬手抬脚，我在前面用手托着他的头一起往手术室奔。温热的鲜血在我的掌中溢满，顺着我的指缝往下不停地流淌，一路滴着鲜血，也染红了我的裤脚鞋面。快！快！快！距手术室不过六十余米的距离，却如同六百米，六千米。我们心急如焚。边跑我边对在远处的血库医生大喊“快拿血来”。“还要做血型配合呀”，他答道。 “来不及了，先拿600毫升0型血来”，我高声喊着。“可以吗？”他疑问。“行，快点！快点！” 我也知道所谓的万能O型血并非万能，常规是禁用的，但紧急情况下为挽救生命少量使用还是可以的。情况万分危急，只要快！再快！最快！

进入手术室我和董医生迅速为他建立起输血输液通道。麻醉已是没有必要了，只能监测其血压呼吸和心跳。朱医生简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立即实施开颅手术。那上战场前剃光的头已经长出了近一公分的发茬，来不及再剃了，直接把碘酒涂满头皮消毒。但切开头皮还没来得及打开颅骨，呼吸心跳就停止了。伤的太重了，失血太多了。 这位烈士及那一车的烈士都在这班师回朝之日，倒在了近在咫尺的国门前。是在距离国境仅2公里处，越军的十多发迫击炮弹打在了121师的车队里，炸毁三辆汽车，伤亡16人。激战了二十八天，跨越了多少艰难险阻，经历了多少血与火的生死炼狱，然而却牺牲在凯旋。不知他们见到凯旋门了吗？听到了欢迎归国的喧天锣鼓鞭炮声了吗？遗憾！真的是太遗憾！

朱医生和简医生赶着去处置另一位伤员，我和董医生怀着悲痛的心情为这个刚牺牲的战士做遗体料理。这也是我从医期间唯一的一次做这事。打来一盆温热的清水，褪去满是泥尘血迹的军服，我们仔仔细细将他身体擦拭干净。我去领来一个参战烈士装殓的全套用品：一套军装，一床军被，三丈白布。那白布就是我们军人用做床单的布，在军用品中的用途就是活着睡在上面，死后裹在下面。董医生眼噙泪水将鲜红的领章一针一线地缝在军服领口上，我把红五角星的帽徽端端正正的钉上军帽，共同为烈士换上这带有涤棉清新气味的六五式军装。触摸着那渐渐变凉的遗体，望着那没有了血色消瘦年轻的脸，我心口阵阵发紧发疼。白布缠绕将遗体裹住，再用军被卷起，两头用背包带扎牢。立正。我们向烈士行庄重的军礼！这是我军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个军礼。

清理烈士遗物，我只找到唯一的一件，是装在上衣口袋里的一份给连队党支部的决心书。表达自己将带领全班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勇敢作战的决心。字迹工整，署名：曾和平。

曾和平。和平，这个战争中最后牺牲在我们眼前烈士的名字，给我的联想和触动很大。我在猜想父母为他起这个名字时的用意，在揣度他写决心书时对维护和平有着怎样的理解，在感叹为了实现边疆的安宁和平他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在思考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我因此也牢牢记住了这个倒在凯旋门前，后被追记三等功，某机炮连十九岁的小班长——曾和平。

战争是争取和平的手段之一，和平是战争的最终目的。战争是残酷的，只有经历过这残酷，才会更深地体会到和平的美好。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有战争。愿天下永远和平！

14、告 别 靖 西

　 三月十六日这一天，靖西县城小小的邮电局门里门外蜂拥着刚下战场的军人，焦急地等着向家里发电报，向亲人报平安。人太多了，忙不过来的邮电局只能给每个人发一份电报纸，收取五角钱。发报地址自己填，内容由邮电局统一发出。全都是统一的四个字：平安归来！

平安归来！这四个简单却那么沉甸甸的字，是几十万参战将士家庭，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亲人的等待和渴盼。当年简医生发给家里的这份电报，老母亲精心保存了好多年。部队回国第四天，以王震同志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靖西，代表党中央亲临前线慰问。3月19日上午，41军在靖西县城广场召开祝捷庆功大会。会场插满了五颜六色的彩旗，主席台上坐满了中央慰问团的领导和军、师指挥员及战斗英雄。几千名干部、战士井然肃立排成方队，成千上万的群众簇拥在会场周围。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这次倒是让我们参加了。董秀玲医生作为女军人和医务兵代表，佩戴三等军功章也坐上了主席台。这是对我们全体红十字战士的肯定褒奖，也是我们参战女兵的荣耀。主席台上的首长在说着什么我完全没心思听，眼睛一直扫视着现场的数千士兵。他们都穿着没洗干净或无法再洗干净的战衣，神情都那么的凝重，并没有轻松与欢愉。是在对二十八天的生死搏杀没回过神吗？是在回想着惊心动魄的浴血经历吗？是在怀念牺牲的战友兄弟吗？是在挂念着父母家人吗？他们的心思一定都还沉溺于严酷的战争中，我又何尝不是呢……我感叹他们真是这场战争中的幸运儿，不，应该是幸存者。开完庆功会，中央和地方各级慰问团到了。本以为我们能休整一下，可以观看一些高水平的慰问演出，却接到迅速撤回后方的命令。因为后方医院大批伤员的后期手术和治疗急需医务人员。要离别靖西了，我们手术队和后送组集体来到烈士陵园，向永远留在南疆这块土地上的战友们告别。

　 距离靖西县城约2公里背靠石山沿坡而上的陵园，一个月之内就密密麻麻堆起了一千多座黄土坟冢，相当震撼的视觉冲击。相当令人痛心的场景。我真不敢相信每一堆黄土下不久前还是一个鲜活年轻的生命。每座坟头都竖着一块木牌，用墨水标明烈士的部队番号，姓名，牺牲年月。我们至下而上，再至上而下，一排排一行行看着，我也寻找着熟悉的名字：赵幼林、欧阳小雄、陈文明、曾和平…… 敬礼！战友们。你们是中国军魂的不朽丰碑！再见！战友们。你们于山河同在，与日月争辉！

后 记：

靖西，这块难舍难忘的疆土，承载着多少参战将士的热血情怀 。如今变了，一切都变了！我和建平2005年去靖西扫墓，建设中的靖西有了很大变化。2016年再来靖西，更是丝毫找不到当年的痕迹。靖西于2015年12月撤县建市，并已经通上了火车。那些低矮简陋的灰土房不见了，我们当年住过的“豪宅”如今也成了毫不起眼的旧房。当年乡亲们为伤员洗衣的小河水已不再清澈。土地污染使当地特产香糯米也没当年的那么清香了。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小石山都被铲平，代之而起的是宽阔的马路，一幢幢高大亮丽的新楼，鳞次栉比的商店，衣着光鲜，熙来攘往的人流。人们使用的也多不是壮语方言了。

整个环境的巨变让我们完全找不到北，如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只有那被苍松翠柏包围遮掩住的烈士陵园还在原址。背靠的青山依旧。自治区人民政府作为民心工程，已将陵园环境修缮一新，更显得分外庄严肃穆宁静。

岁月如梭，快近四十年了，我们这些参战老兵都开始步入暮年。而当年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边疆人民的安宁，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英勇献出了宝贵生命长眠于此的战友们，永远定格于镌刻在墓碑上的年龄，永远是那么的年轻。他们已溶入了祖国南陲的疆土！他们的英名永存！经历过战争的我不再崇尚杀戮的战场，希望世界永远和平安宁。作为曾经参战军人的我，不会改变对军人所担负的职责和使命的认知。必定仍会保持军人本色。那就是不忘初心。永远忠于祖国，忠于党，忠于人民！

落笔于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