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国版”雅科夫列夫：他比戈尔巴乔夫破坏性还要大！

华夏文明史录 2023-12-28 23:16来自重庆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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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中国版”雅科夫列夫：他比戈尔巴乔夫破坏性还要大！

苏联解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局势变动事件。

各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维探讨，普遍认同戈尔巴乔夫在其中起到的巨大破坏性作用。

其“罪魁祸首”的名号，实至名归。

然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苏联的解体绝非一朝一夕发生的。

这其中，雅科夫列夫可谓是“功不可没”，他的破坏力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

以史为鉴，中国尤其应该警惕“中国版”的雅科夫列夫。

一、雅科夫列夫的成长和发迹历程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被人们称为戈尔巴乔夫的“狗头军师”和“最强大脑”。

和苏共许多重要领导人一样，雅科夫列夫也是从贫苦家庭出身，一步步爬上高位的。

1923年12月2日，雅科夫列夫出生于苏联雅罗斯拉夫州，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在早期，雅科夫列夫也曾是一个有强烈革命热情和家国情怀的好青年。

他在18岁时参加了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因此负伤落下了腿部终身残疾。

退役之后，由于在战争当中的出色表现，雅科夫列夫在30岁时就被苏联党组织列为了重点培育对象，进入苏共中央工作。

而后，又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在这美国的这段经历，成为了雅科夫列夫思想和命运的转折点。

意志信念不坚定的雅科夫列夫被美国资本主义腐蚀了思想，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开始动摇。

据一些资料显示，雅科夫列夫在留学美国期间，就已经被美国“中情局”策反。

回国之后，雅科夫列夫担任了苏共中央委员、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但却在1973年遭遇了人生中的“政治寒流”。

当时，他在苏联《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文章。

其中一些言论过于激进，有影射苏联政权的嫌疑。

雅科夫列夫也因此被解除了党内职务，派到了加拿大担任驻外大使，一待就是10年。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雅科夫列夫结识了他一生的“伯乐”戈尔巴乔夫。

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期间，雅科夫列夫利用与加拿大总理老特鲁多的私人关系，为其提供了周到细致的服务，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赏识，两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

回国之后，雅科夫列夫担任了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雅科夫列夫开启了火箭般地升迁速度，最终当上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了苏联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核心人物。

从此之后，雅科夫列夫成为了戈尔巴乔夫的“影子”和“嘴替”。

戈尔巴乔夫想说而不能说的话，都是由雅科夫列夫来说，二人配合的十分密切。

一些媒体形容称，“雅科夫列夫只要在思想方面提出论点，戈尔巴乔夫几乎都会在讲话当中照单全收”。

正如戈尔巴乔夫在1995年接受俄罗斯《图书评论报》采访时所谈那样，二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密合作”。

二、雅科夫列夫与戈尔巴乔夫共同搞垮了苏联

作为一名历史学博士，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之后，依然以“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主席、“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席等身份活跃于学术界，著书立说批判苏联，“反斯大林主义”、“反社会主义”始终是贯穿其作品的主题。

首先，雅科夫列夫借用戈尔巴乔夫的力量，提出各种奇谈怪论。

戈尔巴乔夫曾经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思想路线，为社会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提供庇护。

这一邪恶论调就是由雅科夫列夫炮制出来的。

1994年，雅科夫列夫出版了著作《一杯苦酒》。

其中序言中提到，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不能考虑“道德原则”，而应该坚持“目标导向”和“利己主义”。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必要的“手腕”和“技巧”。

换言之，为了摧毁共产主义信仰，雅科夫列夫可以不择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肮脏下作的手段，都是“必要的”。

可悲的是，雅科夫列夫的这些思想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赏识。

他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系统的思想方案：首先要搞垮苏共，需要将苏联共产党拆分为“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再把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强塞到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党全国认同；然后再安排“思想自由”的人担任重要期刊主编，掌握舆论主导权；最后再举行全民选举，彻底颠覆苏共的领导地位。

雅科夫列夫在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坦言，“把一切健康的民主力量集合起来，建立一个致力于社会革新的新党，建设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这才是苏共改革的唯一出路”。

其次，雅科夫列夫利用职权扭曲解读马列主义思想，丑化苏联历史。

雅科夫列夫深知，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在于人民群众。

要想彻底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就必须通过歪曲事实，让民众对苏联共产党失望。

通过歪曲舆论宣传，动摇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就是最好的方法。

雅科夫列夫道貌岸然地宣称，他领导下的苏联宣传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让人民知道过去一切历史的‘真相’，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黑暗历史’”。

他还声称，做这些事的目的就，就是要告诉苏联人民：“苏联罪恶的历史根本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方面，雅科夫列夫亲自披挂上阵，诋毁马克思主义学说。

1985年，雅科夫列夫向戈巴乔夫进言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科学的理论，而是一种屈从于专制政权利益和它任性要求的‘新宗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危害，足以毁灭任何创造性思维”。

作为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雅科夫列夫在诋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却不吝溢美之词：“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

另一方面，雅科夫列夫还培育了一批仆从势力，替自己出面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任东欧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的齐普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攻击马列主义的文章，颇受雅科夫列夫的赏识。

在雅科夫列夫的胡作非为之下，苏联的思想理论针线出现了严重问题。

根据苏联《对话》杂志的报道，仅在1989至1991年7月间，就有超过200万人退出了苏联共产党。

三、雅科夫列夫之流对社会主义的危害不容低估，中国必须十分警惕

2005年10月18日，雅科夫列夫走完了其传奇而罪恶的一生，终年81岁。

然而，雅科夫列夫的各种“徒子徒孙”们依然大量存在，他们的危害不容低估，我们必须时刻警惕。

首先，我们要时刻警惕美国等西方势力的文化渗透。如前文所述，雅科夫列夫极有可能就是一个美国间谍。

曾经担任过苏联国防部长的德米特里·亚佐夫曾十分有把握地说道，“根据我掌握的材料，雅科夫列夫是在美国学习时被策反了，他后来就是第五纵队的思想家”。

但由于他长期主管意识形态战线，所以其间谍身份才没有被公之于众。

让这样一个敌对分子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苏联思想阵线的瓦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前些年，中国社会曾有一批“公知”活跃于各个领域，对社会主义制度说三道四，以及对西方的称道与赞颂。

这些人，大多有着在欧美长期学习或生活的经历，也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其中极有可能混入了大量“雅科夫列夫”式的间谍，试图搅乱我们的思想。

如今，尽管“公知”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但其影响力和危害性依然不容小觑。

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他们的那些看似有理的奇谈怪论很容易博人眼球，迷惑一些不明情况的群众。

对此，我们必读不断加强互联网领域的舆论治理，及时将这些坏分子揪出来，批驳他们的错误言论，让他们的恶行无处遁形。

比如前些年，一些受到西方各种基金会资助的所谓“大V博主”，经常谎称生活在国外，以其“切身经历”宣扬西方的各种“真善美”，抹黑中国。

但我们国家推行网络实名制之后，这些博主们的国内IP所在地瞬间曝光，其无耻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其次，我们要更加坚定地支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

“正确的思想不导入，错误的思想就会占据上风”。

在所谓“新闻自由”逻辑的指导下，雅科夫列夫于1988年将“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德国之声”等西方媒体引入了苏联。

他不仅不对这些西方媒体进行任何监管，反而在苏联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每年拨出巨资支持这些媒体在苏联扩散传播，导致苏联共产党迅速失去了舆论主导权。

在百年大变局的新时代，各种思想层出不穷。

有些所谓“自由民主”的言论包装精巧，令人眼花缭乱，难以辨别。

这个时候，更应该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绝对领导，让科学理论始终占据舆论主导地位。

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应该是让正确的思想有更加广阔的传播空间，让错误腐朽思想销声匿迹。